敢教日月換新天 – 評余杰「大光」系列三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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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系列要旨撮述

余杰出版「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系列,內有三卷新書,分別是:《清教秩序五百年》、《歐洲的歧路》、《華夏轉型兩百年》。有別於一般史著,余杰不只描述歷史的「然」,更要探究其背後的「所以然」,他把現代化與清教徒觀念秩序的適應連上關係,此乃思想史的進路,以思想解釋世界各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變遷,是本系列一大特色。

余杰先界定清楚「觀念秩序」:「觀念秩序 (Ethos) 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使用的政治學概念,意指一個社區、國家的信仰傳統與公共精神,也就是一般常民所依循的社會倫理規範,而非高深的哲學思想或理論;現代的美國詩人及思想家艾略特 (T. S. Eliot) 更進一步指出,『人民的觀念秩序,決定了從政者的行為好壞』。」

何謂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包括三個層面:

(1) 注重歷史傳統,並相信「人乃全然敗壞的罪人」,由此衍生出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以及權力必須分割和制衡的觀念,在此基礎上推動了三權分立、政教分離的憲政國家政體,產生共和制和聯邦制的現代政治模式。

(2) 清教徒強調人皆有其從上帝而來的呼召 (天職),故而勞動榮神益人,由此建立榮耀上帝的工作倫理,產生科學研究的動力和資本主義精神。

(3)「拿伯的葡萄園誰也不能奪去」,基督教文明率先確立私有產權觀念,故而人的自由、尊嚴及財產權不可被任何人間的統治者輕視乃至剝奪,神聖的契約觀念、近代人權與財產權的法律規範由此確立,奠定了現代法治社會的基礎。

余杰認為,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始於宗教改革中所誕生的喀爾文神學,故此,「真正的歷史大分流,始於宗教改革運動」,他又說:「清教徒的觀念秩序,是文明歷史發展的原動力,更是今天世界秩序的基礎」、「清教徒的觀念秩序,是推動歷史進步、社會轉型、邁向現代世界的關鍵」、「清教徒基於宗教文化所形成的各種社會與政治規範,不僅推動了自身的社會轉型、民強國富,更推動了西方乃至於世界歷史的『現代化』發展」。

近代歐洲史中,擁抱清教徒的觀念秩序之後實現民強國富的「選國」有四:日內瓦 (十六世紀)、尼德蘭 (即荷蘭,十七世紀)、英國 (即大英帝國,十八、十九世紀) 和美國 (二十世紀至今)。

其中,英、美兩國更形成以「盎格魯圈」指稱的英美文明。推崇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法治以及新教倫理,被視為盎格魯 – 薩克遜模式的普遍特徵。歷史證明一個現代國家想要繁榮發展、人類想要自由生活,最好是採用此模式。相比其他模式,這種模式更適合現代世界,堪稱全球最成功的體系。英美兩國因而可以相繼主導世界進程長達三、四百年之久。

屬於「英語民族」的核心國家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它們代表著自由世界。

與清教徒的觀念秩序背道而馳,有幾種歐洲近代化的「歧途」,分別是:

i. 拉丁路徑

由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為社會主流宗教,並在二十世紀淪為專制獨裁國家的意大利、西班牙與葡萄牙,以及作為西、葡殖民地的中南美諸國。

羅馬天主教強化了常備軍和專制權力的觀念,教廷甚至與極權政府親密合作,支持官方鎮壓民眾。

ii. 法國路徑

基於法國大革命的世俗主義、啟蒙主義、理性主義原則,所成立的法蘭西革命政權與拿破崙主義,將理性、暴力革命和人自身當作「新宗教」、「新偶像」。

革命者成功推翻舊制度,卻未能建立持久的新政體,甚至連理論上的新體制也並未確立,跟英國自由傳統著重連續性、法律及平衡相違。

他們還留下斷頭台、恐怖統治、現代化警察國家的精妙制度,並發明了「大規模戰爭」的概念,通過動員全民參與、大規模集中經濟與官僚資源,以達至軍事上的勝利。

iii. 德國路徑

馬丁路德神學有致命缺陷,如強調對國家政權絕對順服、聖俗二分的「兩國國度論」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使德國的宗教改革比起日內瓦、尼德蘭和英國來,乃是半截子的宗教改革,夾雜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

德國精神又傾向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崇尚枯燥、單調無味的軍隊和森林。雖地處歐洲心臟地帶,但不完全認同西歐價值觀。在觀念上更接近東方,包括俄國和中國。這種態度終導致納粹主義出現,引發大災難及二次大戰。

希特拉曾在一次演講中狂妄地聲稱:「衰敗的盎格魯 – 撒克遜自由主義必將壽終正寢。」

iv. 俄羅斯路徑

試圖脫離傳統東正教威權社會,最終爆發俄國大革命,信奉馬列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奪權成功,使俄國淪為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極權國家。

東正教與斯拉夫民族結合,致使空洞高韜的「愛鄰舍,也愛仇敵」的教導,並未軟化沙皇體制的暴虐,更無法抵禦風捲殘雲般的共產主義思潮和革命。

v. 日本路徑

雖於明治維新後迅速「脫亞入歐」成功,但最終陷入狂熱的軍國主義。

否定其他文明 (主要是基督教文明) 的普遍主義主張,強調集體主義精神的獨特性,追求純粹的日本精神,唯一看重是實際的 (即權力或經濟的) 利益。

太平洋戰爭的慘敗,讓日本獲得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契機。戰後,日本憲法和民主制度都是美國強加的。日本現行的《戰後憲法》為美國將軍麥克阿瑟制定。

日本雖從美國和西方移植來憲法、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卻拒絕西方現代文明的根基 – 基督教文明及清教徒觀念秩序。這影響其外交政策:日本對中國等亞洲鄰國的人權和民主化不聞不問,無意充當亞洲民主化的倡導者和領頭羊。

余杰強調,這幾種現代化模式都是失敗的,遭遇重挫的,「背離宗教改革,走上歷史歧路的歐陸,最終陷入政治極權與精神解構的危機」,「這些地區或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均流於形式,而缺乏清教徒精神對心靈內在秩序的追求,容易被極端思想 (即無神論、唯物主義、虛無主義) 腐蝕,且最終都歷經了獨裁專制的悲慘命運」。

「西方文明內部的分裂,是英美與歐陸的分裂,是新教與天主教的分裂,也是基督教與無神論的分裂」,英美與歐陸的分歧主要表現為:

a. 英美信人權是上帝賦予,歐陸信人權是人自己賦予。

b. 英美信價值來源是上帝,歐陸信價值來源是人的理性。

c. 英美以宗教作為自由和道德、共和政府的先決條件,歐陸的自由、道德、共和政府是寡頭的。

d. 英美信奉個人主義,自由先於平等,歐陸信奉集體主義,平等先於自由。

近代以來,盎格魯 – 薩克遜模式通過不同途徑進入若干非英語國家,如印度、韓國、新加坡、台灣……這些國家或多或少採納清教徒的觀念秩序,至少達到「盎格魯圈」的基本標準,即有一套和平移交政府權力的機制,一個獨立於統治者意志的法律體系,以及一系列保護個人自由的財產權觀念。

其他在「盎格魯圈」以外的國家,如亞、非洲的伊斯蘭世界、亞洲的儒家與佛教國家等,即以不同方式實現經濟騰飛,卻離全盤性的現代文明十分遙遠。

「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是一個老問題。余杰先指出,今天所謂「中華文化」,肇始於二千餘年前的秦漢之際,秦始皇兼併六國後建立的皇帝獨裁制度,並由漢王朝承接,開啟了天下一統的「秦漢秩序」。「秦漢秩序」由五個要素組成:

A. 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

B. 編戶齊民的戶籍制度;

C. 鹽鐵國營的國家經濟;

D. 小農為主體的農業文化;

E. 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模式。

在大一統文化的影響下,中國社會發展為農業內陸文明,人民普遍缺乏冒險性格與精神自主性。

進入近代,中國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不得不「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偏偏中國在「尋求富強」的道路上,總是找錯老師和教材:以日為師、為德為師、以法為師、以俄為師,偏偏就是不以英美為師!

余杰認為,中國自生的民情與國民性,與日、德、法、俄都能契合,產生磁鐵效應中「同性相吸」的反應,偏與英美保守主義的觀念秩序最相異,出現磁鐵效應中「異極相斥」的反應,中國因而在歷史轉折與英美模式擦肩而過。

歐洲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利瑪竇、馬禮遜等傳教士相繼來華,成功傳播許多新知如數學、天文學,以及實用的科學技術,也推動廢除纏足與抽鴉片等社會陋習。奈何西方的進步主義、社會主義等左翼思潮已滲入社會和教會每個角落,傳教士所傳又不是全備的福音,中國人因而不知清教徒觀念秩序的真諦。

孫中山、蔣介石、馮玉祥等,雖號稱中國基督徒名人,但大都是偽善者,其政治實踐與基督教的觀念秩序南轅北轍。在中國建立的有基督教背景的各類機構,如燕京大學等,也未能改變中國,反被中國改變。

尤有進者,從晚清到民國,中國先後出現三次反基督教高潮:太平天國、義和團和非基督教運動,它們為共產極權主義氾濫中國做好鋪墊。比觀之下,竟無一基督徒知識分子可以拿出完整、系統、論述嚴密且能說服民心的觀念秩序來,跟共產主義相抗衡。

近代中國錯失宗教改革,現代化屢遭挫折,最終淪落為無神論的共產極權國家。中國社會的轉型關鍵,在於清教徒觀念秩序的引入。華語世界僅劉曉波、劉軍寧、何清漣、王怡、劉仲敬、蘇小和、沈陽等對保守主義形成了具有一定的中國處境化的、完整性的和產生公共影響力的論述。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在中國浮出水面,中國謙卑地以英美傳統為師,實「路漫漫其修遠兮」。

余杰提到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說:「引入清教徒的觀念秩序,讓基督新教在中國成為在美國已然形成的『公民宗教』。在此基礎上,建立自由市場經濟、憲政體制、人權保障、個人主義的公民意識,進而去大一統、中央集權而創立鬆散的聯邦或邦聯,最終融入盎格魯圈、融入英美文明,在國際關係層面上成為與日本和印度一樣的、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親密盟友,這才是中國的重生之路。如此,中土方能安然『出三峽』」,較唐氏的見解進一步。

「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系列的撰寫,其中一個目的,正是要為中國尋求清教徒的觀念秩序。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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