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大一統史觀的簡易中華民國史(3):「十八省」的事實獨立與拉美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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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提到包括蒙、藏、滿和被稱為“新疆”的東突厥斯坦的內亞各邦在民國的政權與獨立運動而在中華民國剩餘的疆土中,便是被稱為「漢地十八省」的中國本部。從滿清帝國解體以後的局面來說,十八省的格局又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梯隊:已經獲得了有效的事實獨立,並經常與中國中央政權(即北洋政權)發生戰爭或結盟等準外交行為的各省,以及未能獲得事實獨立,構成北洋統治核心的各省。上文提到,清帝國在編練新軍的時候,除北洋總督轄區外,財政基本是由各邦自付。而由於北洋總督轄區的各省(河北、河南及山東)在財政上是最窮的,因此北洋軍的軍費一大部分依賴於清帝國的「協餉」制度,即通過中央政府從其他地方的財政抽調補貼。北洋軍儘管是練得最強大的一支新軍,但他的財政來源卻極度依賴滿洲帝國的此種補貼。北洋自身依托的財政基礎,卻是各轄區中最窮的,除了國際維和部隊在天津維持的天津自由貿易區海關和帝國自己的運河體系外,並沒有太大的財源。

熟悉現代制度理念的人很容易從這種制度中看出,這是一種明顯的殖民帝國的財政暴政,通過中央機構抽調富裕地區的庫房,強行平衡核心殖民地和外圍殖民地之間的差距(這種財政手段無疑也被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到極致)。這種不合理的財政制度,只有在帝國還存在的時候還能維持,因此在帝國分崩離析,各邦有產者-選民權利意識空前覺醒的時候,就會構成後帝國時代,也就是中華民國頭二十年鬥爭的焦點。

以贛越(江西)為例,贛地位居內陸,在歷史上各殖民帝國時期,常常被視作窮省。但該省的地緣形式事實並不差。贛北依托長江,贛南依托和南粵的交通,實際上可以通過自由貿易得到很好的繁榮發展。清英簽署《天津條約》後,英國在九江開闢了租界。九江英租界在贛越歷史上發揮了類似香港對廣東的輻射作用,將近代化的示範效應良好地展示給了贛人。揚子江國際自由貿易航道的開通,也使得贛越的商品可以通過航運運往長江口岸的上海自由港輸出到國際市場。這些都成為了贛越近代自由和繁榮的基石。1911年,贛越獨立以後,為了解決贛越財政嚴重虧缺的狀況,江西都督府的財政顧問徐秀鈞向贛督李烈鈞建議,首先停繳贛越政府給北京政府的稅款,然後以「江西民國銀行」的名義,發行自己的貨幣和國債,穩定金融市場,提高民國銀行的信譽。他的這些措施大大舒緩了江西的財政壓力,解放了贛人的經濟潛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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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英租界對江西發揮了類似香港對廣東的作用

然而他的舉動卻觸動了北洋政府首腦袁世凱的利益。因為這樣的財政措施無疑使得北洋原來從江西得到的軍費來源斷絕。1913年,中華民國爆發南方各邦反對袁世凱專權的「癸丑之役」(又因戰場主要在江西、南京而被稱為「贛寧之役」,國共兩黨多稱為「二次革命」)。以江西為首的各邦在7月相繼宣布獨立討袁,北洋軍隨後於8月發動南征,於18日攻陷南昌。北洋軍李純部佔領江西以後,首先做的便是通緝策動獨立的流亡軍人、民團領袖,通緝宣布獨立的議會議員,解散曾經宣布獨立的議會。而為贛越本邦財政獨立作出巨大貢獻的徐秀鈞,則被北洋軍在北京拘捕,解往九江拷打槍殺。

徐秀鈞之所以被殺並非出於偶然。在癸丑之役中,他通過密電將自己了解的北洋軍動態通知李烈鈞,並策動在保定軍校學習的贛籍子弟投身起義。而他幫助建立的江西民國銀行,已經相當於贛越政府的中央銀行。他為了解決本邦的財政困難,停繳上交中央的協餉,而在癸丑之役爆發後,他主持的銀行又以貨幣政策支援赣軍的軍費,更使他成為袁政權的眼中釘。他一生的路徑,也很有贛人精英在那個時代的縮影。他作為九江人,曾經赴日、英留學,回國以後,他又在自己的鄉邦主辦教育,同時與當時同盟會的李烈鈞交往頗深。1911年辛亥革命的時候,他並不在自己的鄉邦,而是在河北灤州,參與了當地的起義。隨後,他又曾擔任袁世凱總統府的秘書。1913年,他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的眾議院議員,參與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他為自己的鄉邦走向財政獨立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卻很多時候不在自己母邦。因為大一統體制下,各邦的人才很容易由於資源的集中,而聚集到首都等少數地方,無法全身心的投入鄉邦的建設。他作為相當於邦聯的中華民國的眾議員,只能留在北京,通過參與聯盟的事務為自己的鄉邦在北洋爭取利益。如果贛越是一個獨立國家,不需要與北京政權保持除外交以外的關係,徐秀鈞能為江西作出的貢獻無疑會更大。而在大一統史觀下,徐秀鈞這種人只會被稱為「反袁鬥爭烈士」,被放在孫文這種小人之後,而不能被人理解其真正意義。而贛人反抗北洋,維護鄉邦尊嚴利益的抗爭,也只會被簡化扭曲為「孫文領導的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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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會攝影紀念,徐秀鈞位列其中

事實上,清帝國遺留下來的不合理暴政不僅體現在財政方面。隨著各邦有產階級的利益訴求覺醒,這些舊政策和舊利益集團逐漸被清算,各邦的議會、紳商、正規軍和民軍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利益集團,越來越像獨立國家。北洋軍之所以要對贛議會進行鎮壓,是因為他們知道議會是贛越準主權的象徵。以上的暴行在大一統史觀的不正確理解下,最多會被理解成袁世凱個人的暴政。但既然大一統只能通過抹平差異才能實施,那麼就只有暴政才能維持大一統。因為聽任各地自由發展的結果,必然是拉大各地之間本就存在的差距。實際上,大一統政策不僅傷害帝國“剝削”的地方,也會傷害帝國“補貼”的地方。儘管雲南在清帝國中是一個需要協餉補貼的地方,但那都是因為清帝國需要鎮壓自杜文秀起義[2]以來滇人連綿不絕的反抗。換言之,帝國需要從廣東等富裕的殖民地抽取軍費,用以鎮壓雲南這種反抗強烈的殖民地,這個格局就像是今天中國對新疆的維穩一樣。自從滇人獲得了自己的獨立政權,失去協餉的雲南反而在蔡鍔治下,通過整理錫礦(雲南是一個礦產資源豐富的邦國)等措施增加了收入[3]。如果雲南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們必能將自己的資源用在自己本國,自給自足,並發展他們自古以來和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而不需要陷入帝國常年的征戰和鎮壓。

上述的格局如果朝有利於各邦的方向走,隨著各邦對清帝國遺留下來的遺產的清算,財政、軍事和政權都已獲得事實獨立的各邦,必然會像西班牙殖民崩潰以後的美洲各國一樣,像蒙、藏這些已經走在前頭的國家一樣,尋求真正的獨立,將準主權變成正式主權。今天我們打開地圖,會看到西班牙語拉丁美洲從墨西哥到阿根廷,一共有十多個大小各異的國家,而他們在美洲獨立戰爭以前,卻都屬於西班牙帝國美洲殖民地的領土。按照近代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方式,他們全都使用西班牙語,有著共同的泛文化背景,照理來說應該形成一個統一的大美洲國。然而在美洲從西班牙獨立以後,原來殖民地帝國的四大總督轄區新西班牙、新格拉納達、秘魯和拉普拉塔,也分別獨立了。其中,新西班牙轄區獨立為墨西哥帝國。隨後,由於墨西哥帝國自身的中央集權企圖,墨西哥帝國北部受美國影響較深的加州和德州很快又發動了各自的獨立戰爭,加入美利堅合眾國。而南部的中美洲則獨立成為了中美洲聯邦共和國。中美洲聯邦共和國後來由於內部保守派與自由派,中央集權與自治派的分野,再次發生解體,各省紛紛獨立產生今天的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與哥斯達黎加。類似地,新格拉納達轄區獨立後成為大哥倫比亞共和國,而後委內瑞拉、厄瓜多爾與巴拿馬先後從大哥倫比亞中獨立,大哥倫比亞變成今天的哥倫比亞共和國;拉普拉塔總督轄區獨立後成為拉普拉塔聯合省和巴拉圭,拉普拉塔聯合省而後又解體為今天的阿根廷、烏拉圭與玻利維亞;秘魯總督轄區則解體為秘魯和智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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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美洲帝國分為四大總督轄區,很快在獨立後發生多次解體。

西班牙美洲遺產的一次,二次、三次乃至四次解體,產生了墨西哥這樣的大國、智利、哥倫比亞這樣的中型國家和巴拿馬這樣的小國。這些國家的獨立一開始並非全都是因為直接的民族主義呼聲,像是烏拉圭從拉普拉塔聯邦獨立出來,本來只是因為聯邦内部中央集权派和地方分權派之間的分歧,產生了兩派延烏拉圭河各據一方的局面,雙方並未打算分別獨自建國。但由於事實分裂的時間越來越長,雙方都形成了和本地居民利益緊密相關的準國家利益,經過幾次戰爭後,意識到無必要再次聯合,於是「東岸省」(Provincia Oriental)便獨立成為今天的烏拉圭東岸共和國。「西岸」繼續留在今天的阿根廷境內。從歷史的實然來看,所謂中華民國的頭二十年,東亞「十八省」的政治格局便一直有著拉美化的傾向,儘管東亞各邦的複雜程度高於拉丁美洲。而從應然的角度出發,十八省聯合的中華民國也是解體更好。要求將蒙藏等地區都囊括進來的中華民族主義,本質上和希特拉「統一」歐洲的理由是一樣的。要求十八省統一在一個大聯盟底下的漢族主義,本質上和希特拉吞併奧地利、蘇台德等「大日耳曼地區」的理由一樣。僅僅因為東亞處於世界的邊緣,此種帝國主義才沒有得到世界主流輿論的譴責。「十八省」各邦在缺乏外援的情況下,都處在既不能統治外邦,也不能忍受外邦統治的狀態。他們的勉強聯盟,注定會滋生永無止境的糾紛,這也是國共兩黨所謂「軍閥混戰」的本質。

今天的拉美儘管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區,但拉美各邦大都相處和睦,良好地融入國際秩序,已經多年沒有發生國與國之間邊界糾紛的戰事。各國根據自己的需要,互相組成中美洲聯合體、南美洲國家聯盟、安第斯條約組織等等互相尊重主權的國際組織,各自制定有利於自己的財政、關稅和貨幣政策,形成像南方共同市場這樣的自由貿易區或關稅同盟;保護各自的文化,制訂各自的移民與福利政策。共同的西班牙語文化背景在獨立的各國之間產生的是親邦之間美好的感情。如果數世紀以前,拉美各國不是各自經過小規模戰爭以後建國,而是各方為了懷念昔日西班牙帝國的榮耀,耗費巨大的民力強行統一成「大美洲國」,這樣的美好感情就會變成大美洲國內部各「省」相互之間的「地域歧視」。而聖馬丁和波利華等美洲獨立戰爭功臣就會被歷史描繪成「軍閥混戰」的野心家,並將智利或哥斯達黎加曾經的獨立政權描繪為「英美帝國主義支持的軍閥割據勢力」。大美洲國為了「恢復」自己的「領土完整」,或許還會要求「收復」失去的德州和加州,要求國際社會承認「一個美洲」政策,並與美國發生國際衝突。這樣的美洲肯定不會有政治自由,更不可能有民主,甚至會失去財產權等基本權利。這樣的一個大一統美洲國家必然只能通過專制乃至極權的方式維繫,利用國家社會主義的財政暴政平衡各地自發產生的差異,通過洗腦教育讓人們認同違背自己切身利益的虛假共同體,剝奪人們的權利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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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國的「十八省」部分分為八個總督府管轄,在清亡以後亦發生解體。

讀者大概已經知道,筆者上述的假想的「大美洲國」便是今天的中國。東亞大陸沒有走向美洲的解體之路,原因既有政治現實上的,也有文化觀念上的。東亞的專制和大一統(兩者實際是同義詞)遺產比美洲更多,美洲在從西班牙獨立之前,只有原來原住民曾經建立阿茲特克帝國與印加帝國。因此,東亞在「中華民國」頭二十年解體的傾向走得更為艱難,但無論如何,這段歷史無疑是東亞大陸各邦在歷史上最輝煌的黃金時期。獨立的廣東、江西或雲南可以是民主國家,也可能是不民主的國家,但統一的中國必然是一個專制國家。

既然中華民國在成立的時候,早就已經有進一步分裂的苗頭。大總統袁世凱很快清楚地明白共和和統一無法兩全的真理。他代表的北洋政權與各獨立政權之間的博弈,筆者將在下篇為讀者繼續介紹。

[1] 朱祥清:《江西近現代人物傳稿》卷二,江西省省志編輯室。
[2] 杜文秀起義(西方多稱為Panthay Rebellion)是清末雲南爆發的一場以當地穆斯林為主的反清起義,參與者同時包括雲南土著與當地漢人。起義軍以大理為基地,維繫了近二十年的獨立政權。
[3] “(雲南)辛亥起義後,雖然秩序較好,省庫財政幸未損失。但是,各省獨立,協餉驟停,中央亦不能協濟,加上援川、援黔、援藏,支出浩繁。為此,軍都督府決心整理財源,節儉支出。首先,整頓釐稅,剔除陋規,使釐稅收入點滴歸公。其次,開設富滇銀行,並設分行於下關、昭通、個舊各處,基金充足,紙幣流通亦有了保證,財政信用提髙。再次,檢査會計,設會計檢査廳,凡預算決算皆財政司編制,而用款之當否則必經會計檢査廳之檢査。此外,還有裁撤浮冗機關,舉辦救國公債,遣散軍隊,以及節儉奉給等。這樣,不僅增加了財政收入,而且每年政費可節省五十餘萬。” 出自谢本书:《蔡锷傳》,天津人民出版社。
[4] 關於美洲獨立戰爭及其後續,可閱讀Wikipedia:Spanish American wars of independence及其相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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