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大一統史觀的簡易中華民國史(1):東亞多國體系在20世紀初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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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選在今年年初塵埃落定,台灣人通過選票抗拒大中華主義的道路,堅定了全國上下抵抗中國文攻武嚇的決心。而在剛過去的2019年,港人通過自己的怒吼告訴全世界,他們是不會輕易屈於中國奴役的自由民族。這場持續至今的抗爭將如何走下去,牽動著東亞大陸淪陷各邦所有自由愛好者的心,也因此成就了影響台灣大選的「香港因素」。

筆者作為港、台兩國一直以來的觀察者,留意到香港仍然有一部分國民黨支持者在台灣大選問題上展現出極為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他們作為香港人,支持和參與針對港共傀儡當局的抗爭行動,另一方面他們又出於歷史情結或是政治取態,在台灣問題上拒絕承認以下事實:國民黨如今已經淪為中共統戰工具,它未能克服「兩岸和平統一」,「兩岸友好融合」等大中國主義道路的誘惑。

筆者曾經在《反抗中華主義》[1]一文中提到,香港的文化教育界曾長期被國共兩系的中華主義把持,缺少能夠代表基層本土力量的聲音。盡管香港在冷戰時期是反共基地,但卻很長時間有一種「國民黨等於反共」的錯誤認知,並缺乏反中反華的獨立意識。台灣從解嚴到陳水扁第二任期的這一長段時間裏,台灣的本土獨立意識一直隨著民主化而提升,另一邊廂剛經歷「回歸」的香港卻有很大部分人反對台灣的獨立。

根據港大民研的民調數據,1993年到1995年,香港人反對台獨的比例在50%左右徘徊,1996年到2000年,這一比例升高到60%左右。2000年之後,反對台獨的比例持續上升,更在2006年時達到峰值83.1%。時至2019年,反對台獨的香港人才降至23年來的最低44%(仍是一個不樂觀的數字)[2]。2016年,新當選的本土派議員竟然鬧出致信蔡英文「收回新界主權」的尷尬鬧劇。

由以上種種現象我們可見,香港本土獨立意識尚在少年階段,樸素的香港愛國者或許能輕易地破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編造的歷史神話,卻未必能清晰破除國民黨深度參與編造的中華民國和中華民族神話。因此筆者決定寫作此文,挖掘東亞近代史的一些過去未被足夠重視的線索,通過筆者的觀點解構國民黨版本的中華民國神話,希望拙作能夠啟發讀者對東亞近代史的再思考和進一步探索。

國共兩黨版本的建國神話

在國共兩黨的史觀中,中華民國在辛亥革命後建立,而後卻因為無力的中央政府,使得中國一直陷入無止境的「軍閥混戰」。國共通過合作,在廣東建立北伐根據地和「國民政府」,企圖通過「國民革命」的武力統一中國,掃除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殖民和他們反動的軍閥代理人。直到在名為「四一二清黨/反革命政變」的事件中,國共兩黨對歷史的解釋才隨著政治上的分裂分道揚鑣。

共產黨的敘事認為蔣介石背叛了大革命,淪為了帝國主義新的代理人,只有共產黨才繼承了「國父「孫文的真實意志,能夠帶領「中國人民」建立孫文理想的「新中國」,而以蔣中正為代表的國民黨的敘事則認為,中共是蘇聯豢養的代理人,妄圖赤化全中國,只有國民黨才能代表「國父」孫文的理想,掃除共產主義和軍閥的殘余,建立理想的統一「新中國」。

國民黨的支持者往往從不質疑這套敘事,也常常感嘆歷史對「蔣公」和中華民國的殘酷:中華民國經過對日戰爭後,「躋身世界四強」,成為聯合國創始國,卻很快被蘇聯支持的中共打贏「國共內戰」,一直流亡到台灣,時刻念想「反攻大陸」。在他們眼中,「蔣公」無疑是一個「反共英雄」。然而,如果我們進入歷史的深層,用放大鏡來查看「國共合作」前後以來的東亞歷史,就會發現東亞大陸的赤化,罪魁禍首不僅在於蘇聯和中共,也在於以蔣中正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

滿洲帝國崩潰的脈絡

我們首先需要回到一切的起點,探討中華民國的成立脈絡。在清帝國統治末年,有幾個重要的節點使得帝國的統治權一步步被分割到地方手上。首先是自鴉片戰爭後列強對清帝國的一系列征服戰爭,在東亞大陸產生了1860年條約體系。大英帝國的炮艦打開了清國的大門,為被強行封閉已久的東亞各邦松綁,從西方來的制度、技術、宗教和國際貿易體系保護和哺育了各邦最早的近代資產階級。而後在太平天國戰爭造成的混亂中,清帝國無力單獨對抗太平軍,導致各地民兵民團像鹵水點豆腐一樣興起,建立武裝自衛,自籌軍費的軍事集團。清帝國只能追認這些集團的合法性。以湘、淮軍集團為代表的各地軍紳政權積極與帝國主義勢力進行合作,競逐買辦位置,大大分割了原本由滿洲皇室壟斷的中央權力。

最終在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中,滿洲皇室的極端保守派意圖利用拳民發動對國際體系的顛覆,八國聯軍為此發動了懲罰式的國際維和行動。清帝國各省的封疆大吏斷然與西方列強合作,紛紛表示不承認清廷對各國的宣戰,這就是著名的「東南互保」。清廷只得事後承認他們此舉的合法性,暴露了自己的虛弱。

中日甲午戰爭後,清廷模仿西方國家軍制編練「新軍」,詔命各省自擬軍事、財政、教育章程。練新軍的費用,自身財力不足的北洋總督轄區(山東、直隸、河南三省)需要依靠帝國財政,由其他各省分攤。而其他各省新軍的人選和開支大都來自本省。根據當時英國外交部對華的調查報告,有如下記錄:

「本省人取代外省士兵是大勢所趨。到1908年,北洋軍隊中剩下的外省士兵已經很少了……1902年湖北軍隊中有許多外省人,但到了1905年,12317名士兵中有9915人是本省人,來自直隸、河南、山東、安徽和河南的士兵僅1916人,另有486名荊州駐防八旗軍。」[3]

新軍的編練,可以說對清帝國的瓦解有重大影響。新軍官兵大多是受過近代教育之人,易於接受革命思想,遂成為革命黨的重點發展對象。因此辛亥革命以前同盟會的多次起義都是從新軍中策動的,當然,也包括湖北新軍發起的武昌起義。同時,征兵範圍往往集中在本地,除北洋總督轄區外,財政由本邦自付。須知道,財政和軍事構成了一個國家憲制的核心部分。經此變化後,滿清皇室對東亞各邦的統治就只能仰賴極少數駐防在核心地區的「八旗部隊」,以及各總督,特別是北洋總督袁世凱對朝廷的忠心。

東亞各邦的議會設置

1907年,為安撫日益龐大的立憲運動,清廷準詔各邦自籌民意機構——諮議局。1909年,各省進行了諮議局議員選舉,是東亞歷史上第一次西式民意代表選舉。在清廷看來,諮議局也許只是用來沐猴而冠,安撫立憲派的花瓶機構,但對於各邦諮議局的代表而言,它卻是個能空前地代表本土士紳利益、擁有立法權和監督權的強大機構。

當代的民主自由愛好者可能會認為,咨議局的選民具有財產限制,只有各地具有相當財富的士紳商才有選舉權,是一種「不民主」的制度。但這是因為我們已生活在普選民主制度時代。從議會民主制的淵源而言,選舉權和納稅密切相關。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鬥爭都圍繞著征稅進行。在議會民主制的誕生地英國,倫敦商人和英國國會與詹士一世等意圖武斷地加稅的國王鬥爭,才確立了日後征稅必須要「經過全國人民(即議會)的普遍同意」的原則。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很好地體現了這點,因其反過來的意思便是「不納稅,無代表」。

議會本身由納稅的有產階級組建,目的是為了規範政府對納稅產生的國庫的使用方式和範圍。在早期議會民主制實行的時候,往往只有有產的成年男性需要納稅,因此選民團的範圍也就限制在了納稅群體之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總體戰爆發,大量西方成年男性無論財產多少都需加入戰場為國家流血犧牲,才使得普選制成為必不可少的制度。1918年,議會民主制的鼻祖英國通過《人民代表法令》,確立了不分財產的成年男子普選制。

因此,盡管當時東亞各邦的咨議局從今人或時人的標準來說有眾多不足,也無疑是西方民主制度在東亞這片千年專制大陸的偉大嘗試,它保障了當時的有產階級(也就是納稅團體)的利益,使得他們不止於陷入東亞一直以來「稅收=貢賦」的專制奴役,也因此確立了權責一致的機制。投票的財產限制雖然將大量無產者拒之門外,但正如在所有實行議會民主制的國家,它不能阻止納稅團體(或稱為主權者)內部形成互相制衡的機制和政黨政治。

與此相比,由國共兩黨於1920年代在東亞開始的列寧主義一黨獨裁制度,用黨部代替議會,將無論是國民黨的「國民大會「還是共產黨的「人民代表大會「都變成了黨支部的傀儡機構。兩者的區別,無非只是國民黨的「國大「保留了更多協商性質,並為小工商業和小農提供了更多喘息空間而已。

滿洲帝國解體和邦聯的成立

由各邦民意代表組成的咨議局對清帝國的解體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各地諮議局與清帝國督撫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展開了激烈的抗爭。例如,廣東咨議局就曾發動聲勢浩大的和平請願和集會,使得清帝國當局通過禁賭決議,為廣東免除了上百萬的稅負。更著名的抗爭,便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席卷南部各省的保路運動。

1911年,清帝國出爾反爾,意圖將已歸商辦,準備興建的川漢鐵路、粵漢鐵路進行國有化。在這兩條鐵路建設的利益相關四地,也即南粵(廣東)、湖湘(湖南)、荊楚(湖北)和巴蜀(四川),清帝國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軒然大波。鐵路商辦本是各邦士紳爭來的權利,清帝國卻為了自利違反信用,激起了股東、紳商乃至一般民眾的怒火。

在廣東,人們紛紛棄用官發紙幣前往銀局兌換白銀,堪稱當時的「擠提」。粵人每日兌走的白銀達數十萬兩,使得清廷在廣東的白銀儲備被搬運一空,不得不向四國銀行團借款度日。6月,成都各團體,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咨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為正副會長,發布《保路同志會宣言書》等文告,並派會員分路講演,舉代表赴京請願。9月,無恥的清帝國殖蜀當局制造開槍鎮壓請願群眾的「成都血案」,蜀人的保路運動因應升級,進入最高潮的武裝鬥爭階段。

保路同志會與同盟會結盟,發動二十余萬起義軍猛攻成都。清廷忙派湖北新軍入蜀增援,正導致武昌空虛。10月10日,東亞歷史上著名的武昌起義爆發。隨後各邦以咨議局為代表,經過內部各自與清帝國殖民當局的覆雜鬥爭斡旋,或和平或暴力地獲得了事實上的獨立。例如蜀軍便逮捕處決了成都血案的兇手,四川總督趙爾豐。清帝國在東亞的統治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倒下。

楚軍武昌起義成功後,成立湖北軍政府
楚軍武昌起義成功後,成立湖北軍政府

在重新組成中華民國以前,各邦的軍隊和財政都是通過本邦的有產階級供養,對本邦的有產階級負責的,因此都可以視為準主權實體,1912年的成立的中華民國本身就是由這些準主權實體構成的,邦聯性質強烈。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筆者在本文中對各省采用「邦」一詞描述而少用「省」,也是出於這個原因。由於各邦推動近代化的能力和策略各有不同,財力和軍力在組建中華民國之時本就差異極大,各自和不同列強之間的有著不同的條約關系,因此這些主權實體在今後十多年的國際鬥爭中,產生了跌宕起伏的東亞局勢。

這個時代從1912年到1927年,儘管不長,卻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插曲。須知道,多國體系之間的有限戰爭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歐洲極大地促進了文明的發展,形成了我們所知的現代世界[4]。而自從秦帝國滅亡諸夏以後,東亞多國體系的重建曾遭遇多次的失敗。從1912年開始,東亞不僅再度覆現了多國體系,更難得的是這是一個在西方文明影響下形成的多國體系。但國共兩黨的史觀常常將它說成是萬惡的「軍閥混戰」,殊不知它們的極權意識形態和手段,在推翻這個體系以後,極大地摧殘了東亞社會的元氣。

本文的下篇,將繼續深入介紹這個多國體系。

[1]《廣州商團起義祭(下):反抗中華主義》,http://polymerhk.com/articles/2019/10/19/44314/
[2] 《港大民調:僅44%港人反對台灣獨立,23年來最低》,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10-dailynews-hku-poll/
[3] Fung, Edmund S. K: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4] Jean Baechle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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