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與希臘化文明:西方史的一個黃金時代(22) 為何希臘化時代能產生高度的學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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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Ephesus)古城的塞爾蘇斯圖書館(Celsus Library)遺址:圖書館和官方支持的學術研究機構,加上開放寬容的社會氣氛,是希臘化科學、藝術得以繁榮興盛的秘密

為何希臘化時代能產生高度的學術成就?

筆者用了21集的篇幅大約簡介過從亞歷山大大帝起希臘化時代的歷史,以及科學、技術和藝術成就。毫無疑問,希臘化世界在上述各領域的成就確實令人眼前一亮且印象深刻,尤其考慮到公元前3至2世紀短短200年之間(以人類文明史的長度而言,200年只是短暫的一瞬間)誕生的一流學者數量、他們所貢獻的關鍵突破性進步、產生出的重大學術成果,希臘化文明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世界都是一個罕見的異數,乃至直到近代歐洲的科學革命和啟蒙時代前都沒有一個文明能夠超越。

但說到這裡我們好自然要問一個問題:為何希臘化文明能夠成為一個異數,在古典時代的世界創造出如此輝煌的文明?到底是甚麼力量促使希臘化文明的進步,而又是甚麼力量令到它開始衰落,最終失去原來所有的活力和創造力?這些是研究希臘化文明史的關鍵問題,要回答這些問題並不容易,但在這篇簡短的文章中,筆者會和各位分享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以作為關於希臘化文明科學、藝術成就這第一部分的一個小結。

希臘人在古典時代的成就,有部分人會以種族論解釋,這個古老的理論認為古希臘人是優秀的民族,天生就比其他民族聰明,並以此解釋古典時期及希臘化時期的繁榮和輝煌。這個理論最先是由希臘人自己提出,例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教育年輕的亞歷山大的時候,就向他灌輸希臘人比波斯人優秀的觀點。首先聲名,筆者並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對於某某種族特別優秀或劣等之類講法,筆者一直抱極大保留和懷疑。

事實上,認為古希臘人是優秀民族的理論,是一種帶有濃厚西方中心論(Euro-centrism)色彩的說法。在現代,這個理論已經被主流學術界所拋棄。種族論的問題是它並沒有穩固的生物學基礎,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古希臘人的智商比其他民族高。而且歷史告訴我們知道,希臘人雖然在古代有巨大的學術成就,但在近代希臘人的身影卻幾乎從偉大科學家的名單中消失,現代的希臘甚至連一個諾貝爾科研類的獎項都沒有拿過。

近年的DNA測試結果顯示現代希臘人的人種可以追溯到邁錫尼(Mycenae)甚至近4,000年前的米諾斯(Minoan)時代並一脈相承,可以說現代的希臘人和古希臘人遺傳學上關係密切,無證據顯示希臘人種遭到大規模滅絕以及置換(Hughey et. la., 2013; Lazaridis et. al., 2017),但希臘的學術成就從古典時代結束起就一落千丈,種族論不能夠解釋這個矛盾的現象。

再說,近500年的科學、技術、藝術、經濟成就由西北歐日耳曼人種以及猶太人主導,但2,000年前古典時代的日耳曼人種卻被認為是落後野蠻的蠻族,而猶太人在中世紀前的學術成就亦遠遠比不上古希臘人。這個從歷史觀察到的現象帶出一個事實:沒有一個民族能在幾千年的時間內由始至終都主宰科學及藝術領域的成就,隨時間推移,會有些民族因此興起,亦都有民族會衰落。

類似的情況在東亞都可以觀察到,古代東亞的發明創造基本上由中國主導,鄰近的日本在唐宋時代作為學生學習中原的文明和文化;但到了近現代,中國的學術成就,尤其關鍵的基礎科學和數學領域比之新興的日本顯得黯然失色。這些歷史都告訴我們知道,利用種族主義去解釋希臘化時代科學、技術以及藝術的的輝煌,這個方向注定是一個死胡同。

嘅然種族論不能夠解釋希臘化時期的學術成就,那麼到底為何希臘人在科學、藝術上會迎來爆炸性發展?筆者相信,解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希臘化時代獨特的政治氣候(political climate)以及制度(institution)對創新、科研的鼓勵作用。

希臘人從雅典城邦時代就已經注重哲學,前387年柏拉圖就已經在雅典建立雅典學院,鼓勵思想和哲學的研究和交流。希臘本土較溫和的地中海氣候,或許使得希臘人能夠比氣候較酷熱的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投入更多時間及資源在對經濟生產沒有幫助的哲學之上。加上希臘距離埃及、美索不達米亞足夠近,能夠迅速吸收這兩個更古老文明的成果,使得希臘能夠青出於藍,超越後兩者的成就。

到了希臘化時代,這些由古典時期建立的研究哲學文化獲得承傳,並由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業者們發揚光大,這點尤其在托勒密王朝統治的埃及更加可以清楚見到。在托勒密埃及,開國國王托勒密一世(Ptolemy I)就已經熱衷於學術上的研究和進步,他本人甚至曾經跟隨歐幾里得(Euclid)親自學習幾何知識。托勒密二世建立亞歷山大圖書館以及博物院,利用重金聘請當時整個地中海世界最優秀的學者到埃及,全盛時期估計有超過100名學者在博物院內進行教研工作。

雖然後世歷史學家無法估計托勒密為博物院投資了多少錢和資源,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這個數目一定相當可觀,而且對科學的巨額投資亦都顯示出托勒密政府官方對待學術研究領域的重視。在近2,300年前的世界,這種官方對學術的大力支持是相當前衛,特別是考慮到在那個年代學術研究對社會經濟、稅收以及鞏固王權並無即時的幫助(唯一的例外是機械製造技術在軍事上的作用),托勒密政府仍然樂於為此投入巨額資金,這個純粹為進步而投放寶貴社會資源的做法在古代絕對是罕見的政策。

為了進一步收集當時整個已知世界的所有知識,亞歷山大城規定入港停泊的船隻必須交出所攜帶的書本,讓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文書官抄錄,使圖書館內的藏書數目達到驚人的40萬冊。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成功刺激了其他希臘化國家仿傚:在小亞細亞的希臘化國家巴格門,國王歐邁尼斯二世(Eumenes II,公元前197至159年在位)就建立了一座巴格門圖書館,其藏書量據羅馬作者普魯塔克估計達到20萬冊,館內書架和牆壁留有50厘米空間以促進對流並利於書籍的保存。

巴格門從亞歷山大城挖角優秀學者,一時間成為亞歷山大圖書館及博物院最強大的競爭對手。托勒密埃及、巴格門王國、敘拉古、羅德島等地亦都重視科學以及藝術的發展。

除此之外,希臘化文明包括官方和民間都對新的科學發現以及技術發明持開放態度,並顯示出極大的包容性,例如容許解剖以及容許研究天文學上的日心理論。這個環境和土壤對科學進步起了積極、鼓舞的作用。正正因為多個希臘化國家同時採納對創新有利的制度、政策,加上各國之間的良性競爭促進進步,希臘化文明作為一個整體得以獲得令人驚嘆的成就。

上面所提到的制度論不止解釋了為何希臘化科學會在公元前4-2世紀崛起,而且還可以解釋到為何會衰落。原理很簡單:當對創新有利的制度、文化和政策因統治者的取向或戰爭遭到破壞後,發明創造所仰賴的土壤消失,希臘人的學術發展就慢了下來。例如,亞歷山大港作為學術研究之都的地位,是在公元前145年遭遇第一次命運逆轉。前145年,托勒密國王托勒密八世(Ptolemy VIII)對城內反對他的學者進行大清洗,很多有名的學者流亡海外,導致亞歷山大城的學術研究衰落。

第二次是公元前48年,羅馬征服托勒密埃及以及東地中海世界,凱撒曾經意外焚毀圖書館及博物院的部分。現有證據是即使羅馬人對純科學缺乏興趣,並無如托勒密政府般為亞歷山大港博物院投入巨額經費,當地學術開始慢慢走下坡,但亞歷山大港作為學術研究重鎮的地位一直持續到2-3世紀羅馬時代,並誕生出工程師希羅(Hero of Alexandria)、球面三角學奠基人Menelaus of Alexandria、代數之父丟番圖(Diophantus)、醫學家蓋倫(Galen)、天文學家托勒密(Ptolemy)等重要的學者,當時希臘科學家在古地中海世界仍然有重要地位。然而,古典時代末期的蠻族入侵、大瘟疫以及宗教衝突對希臘學術的影響可以說是災難性,整個東地中海都遭到破壞,包括希臘在內的整個歐洲的學術研究停滯。

拜占庭時代希臘人的學術研究集中在君士坦丁堡,但由於缺乏經費、政治上的忽視以及缺乏合適的政治制度鼓勵研究創新,其成果漸被同時期的阿拉伯世界超越。在中世紀,屬於阿拉伯世界的巴格達(Baghdad)智慧宮(House of Wisdom)和西班牙南部安達盧西亞(Al-andalus)取代希臘成為了新的翻譯、學術及教研中心,史稱伊斯蘭黃金時代(Islamic Golden Age)。

公元15世紀拜占庭陷落於土耳其人之手,希臘學者帶著希臘羅馬時期留下來的知識逃離拜占庭,加上西班牙對南部伊斯蘭教勢力的收復失地運動,過程中將多個世紀累積的知識轉移到意大利和西歐,點燃了文藝復興之火,從此西歐成為西方創新的主力直到近代。而希臘本土就一直在土耳其統治之下直到19世紀初。

總括而言,筆者相信希臘化學術的衰落主因是因為公元前3-2世紀那種對科學進步有利的制度和政治環境消失,加上戰亂和內亂,所以導致希臘流失大量科學人才,並令希臘人失去創新能力。希臘化時代這個西方科學和藝術史的黃金時代,終於在政局的巨變之中落幕,但希臘人所創造的知識,將會接下來影響很多個世紀的學者,包括阿拉伯、文藝復興甚至近現代學者,直到今日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其影響力。

參考資料:

Hughey, J. R. et al. (2013) A European population in Minoan Bronze Age Crete. Nature Communications 4:1861 doi: 10.1038/ncomms2871 (2013).

Lazaridis I. et. al. (2017) Genetic origins of the Minoans and Mycenaeans. Nature. 2017 Aug 10;548(7666):214-218. doi: 10.1038/nature2331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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