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一統天下

| | , ,

「崖山之後無華夏,明亡之後無中國」。大明滅亡,北狄滿清入關,人人薙髮易服,故然是文明的劫難,是文化的倒退;然而,正正是由於滿清無德,即使修《四庫全書》亦難洗其夷狄之罪性。東亞漢邦因而失去了道統;自然地,朝鮮和日本就爭相競逐道統之位。日本實行萬世一系之天皇制,未曾向中原的北狄政權稱臣,故能夠自信十足的以中華、華夏自居。水戶黃門德川光㘢曾曰:「日本之都唯是中華,豈可名外國為中華?」朝鮮雖然被迫向滿清俯首稱臣,但朝鮮對滿清從來都不是心悅誠服,一直認為自己是大明遺臣以及華夏正統繼承者。朝鮮儒學家宋時烈曾說:「唯我國家,一洗前朝之陋,名敎禮俗,不讓於中華,豈可引彼而同條共貫也?」

爭奪文化道統實為正確之取向,因為道統之爭能夠確立文化精神之內容,提昇文化之價值與地位,從而增強國家之軟實力。然而,當西方的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進入東亞以後,日、韓、越就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反傳統主義之陷阱,為了去漢化、去中國化而對於傳統文化中的所有「華夏」成分或「漢」成分加以排除,例如廢除漢字;即使日本沒有落實「脫亞入歐」的瘋狂思想,日本亦不再以「中華」自居,反而在明治時代起強調「大和心」、「大和精神」,在概念上去漢化、去華夏化。直到近年,南韓與日本政府才重新重視傳統文化當中「華夏」成分之價值,卻依然不敢把「小中華」、「小華夏」之說宣之於口。

滿清覆亡了,大明卻沒有復興,取而代之的是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亦未能復興所謂「華夏道統」之地位;面對內憂外患,民主共和制不僅無法承傳僅存的禮樂制度,反而助長了反傳統主義的氣焰。新文化運動的左翼與右翼從溫和的文化改良演化成激進的文化革命,而中華民國卻未能壓止這種激進思想對文化實力的傷害(新生活運動只足以推廣公德,不足以壯大文化實力);加上日本侵華令中國政權無瑕休養生息,無力重建文化精神。正在紛擾之際,共匪就竊國了。接下來共匪對人類文明與文化所造成的傷害和破壞,實在罊竹難書,本文不能盡錄。斯時戰後的北韓、南韓和日本百廢俱興,未能及時恢復文化精神之重建,於是在戰亂中幸存的香港和台灣成為了個潛在的華夏道統繼承者。

台、澎、金、馬作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實際管治地區,在憲法上仍是中國的「正統繼承者」,而蔣介石在台時亦致力推動文化精神之建設工作,希望世界認同中華民國為華夏道統。然而,中華民國政府一直未能妥善處理外省人與本省人之爭以及原住民問題,把華夏道統強加在本省人與原住民之上,反而引來反感。再者,中華民國的文化精神重建工程,完全是由上而下的,而非由下而上的。只有在港英政府無為而治的管治模式下,新儒家的文人才能夠在香港以民間自發的方式嘗試重建文化精神,恢復華夏道統。

上星期五我到約克大學出席學術會議,席間問及香港教育專家莫禮時(Paul Morris)港英政府為何容許香港的中學使用錢穆的《國史大綱》作為中史課本而不擔心錢穆推廣其中華民族主義,莫禮時的看法是港英政府根本不覺得錢穆的思想對其殖民統治有所威脅,反而認為錢穆的反共與反民主思想有助維持社會穩定。然而,港英政府對錢穆的判斷,恰好引證了錢穆等人恢復華夏或中華道統大業之嚴重缺陷:與實際的憲政運動完全割裂。他們只能在象牙塔裡建設一個文化道統的模型,卻無法把這種文化精神推廣到香港社會的每一個人心裡,並且能夠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上反映這種文化精神,更無法向世界充分展現其文化軟實力。

相比起錢穆,新儒家對於重建文化精神的貢獻就更大;因為牟宗三和唐君毅巧妙地結合了康德哲學與孔孟陸王儒學,以中體西用的框架,建設了史無前例、貫通東西的龐大哲學系統。儘管新儒家的哲學思想未能夠在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來,未能確立香港之文化精神,新儒家的嘗試卻為東亞漢邦「爭取華夏道統」指出了一條新的道路:爭取華夏道統,不必拒絕西方思想,反而應當把東西思想融會貫通。這樣一來,文化精神的堅持,就不再停留於「復興華夏」、「爭取華夏道統」的層面,而是上升到一統天下、貫通東西文化的層面。一統華夏,猶欠進取;一統天下,方為王道。

新儒家無法把其崇高的哲學思想在民間生活中紮根,未有從民間生活上恢復禮樂制度,故此欠缺穩固的文化基礎。儘管新儒家曾經以香港為基地,新儒家對香港文化的實際影響卻不顯著,亦未能把香港文化轉化成華夏與西方之道統,從而一統天下。如何把新儒家的思路,落實在具體的文化生活與堅設,實為本土主義學者當前的重任。民族主義者見識滋陋,蔽於分離思想,盲目提倡去中國化,無視道統之爭對於文化精神及文化軟實力之重要性。在香港重建華夏之道統,先安內後攘外,對中原採取文化北俄之策略,則較為進取。然而,竟然香港有能力把東西文化精神融會貫通,那麼香港文化又豈能妄自菲薄呢?如今西方聖道隱退,漢邦群龍無首,一統天下方為香港文化之大使命。

Previous

《神奇女俠》: 你相信甚麼,你就是甚麼。

巾幗不讓鬚眉 為你的信念而戰 女神降臨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