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即2017年，就是「慶祝香港回歸二十週年」，但也是一國兩制「倒數三十年」，因為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第五條，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究竟當初為何寫明是五十年不變，而非永久不變或長久不變，或更短或更長的時間呢？筆者翻閱兩名有份參與中國收回香港決策的人之著作──黃文放的《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過程與執行》（香港：香港浸會大學，1997年）及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內部發行）後，認為此舉是希望以有具體年期的承諾，來安定投資者及香港人的信心，可是，這極可能亦反映了北京根本只視「一國兩制」為權宜之計（縱使這個權宜維時很長），中國政府的終極目標，仍是「一國一制」。
「我們不是不收回，而是什麼時候收回」
這句話，是周恩來在一次內部會議中指出的，他說國外有人「挑撥我們收回香港，我們不要上當」（李後，1997年，頁41）。而上述的挑撥，是指印度1961年12月出兵「收復果亞」後，蘇聯及很多國家的共黨，批評中共口裏常說反帝國主義，但行動上遠不如印度「勇武」。（詳見筆者的〈1961年印度「解放果亞」如何使中共尷尬？〉一文）其實早在1955年12月27日，周恩來在北京會見「香港大學中外教授觀光團」時，在回答中國什麼時候收回香港一問時，已說：「真理總是會戰勝的，快與不快，則不一定。」他還指出，在場的年輕人「一定能看到的，來日方長」（李後，1997年，頁39）。總之，中共從來沒有放棄「收回香港」，只是沒有時間表，現時將香港留在英國手中，對北京有大利。這解釋了為何1971年中共要求聯合國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除名，以阻止港澳兩地最終獨立或「前途自決」，但當1974年葡國革命後葡人欲從澳門撤出時，北京則極力阻止，以求澳門及香港維持現狀。
由「至少50年不改變」到「50年不變」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在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並確定「制定對港的方針政策，一定要考慮成熟。方針政策一旦宣布，就不能輕易更改，要做到信守不渝，說了算數，這關係到國家的信譽。」，而上述對港方針的具體內容，就由成立於1982年1月，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和新華社香港分社（九七後改為「中聯辦」）組成的「職合調查研究小組」負責，最後訂出的十二條方針政策中，加了一條規定：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方針政策「至少五十年不改變」。為何寫上如此明確的年限呢？李後說「大家認為有必要對我們所說的政策『長期不變』究竟是多長，在時間上作出明確規定，以便讓香港同胞和投資者放心」（李後，1997年，頁70）。黃文放說，當時有人說三十年，有人說五十年，而這些「三十年」、「五十年」的想法，是來自當時有香港報章政論，提出讓英國人多統治三十年以至五十年的建議。原本交上去廖承志（當時主持港澳工作的官員）的方案，是三十年不變，然後廖承志說，既然是為了安定人心，「又何必要三十年，就俾夠五十年吧！」（黃文放，1997年，頁18）
可是，根據李後一書，到了1983年3月至4月，經過數次中英官員就香港前途的商討後，廖承志主持中共有關部門修改「十二條對港基本方針政策」，原本的「至少五十年不改變」，變成「五十年不變」，「至少」一詞沒有了，但李後沒有解釋原因，亦沒有指出這是重要的修改。（李後，1997年，頁101-103）最後，「五十年不變」就寫在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了。
李後在其書的頁164至165中，大段引用《鄧小平文選》，以解釋為何要寫明是「五十年不變」：
「中國要真正發達起來，接近而不是說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末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
上述說話，證明了學者曾銳生所言，「一國兩制」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延續，一切，都是為了服務中國利益，在中國政府眼中，香港社會及香港人，並沒有自己內在的價值。當然，鄧小平也明言：「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
中國經濟走向與「一國兩制」的命運
既然一國兩制是為北京利益而服務，近年中國經濟放緩，且危機處處；最近美國選出新總統後，中美關係似將有巨變，這些均會影響到北京對香港（可能還包括澳門，記住澳門是有美資賭場的）政策。最近，梁振英突然宣布不接任，梁頌恒、游蕙禎以外四名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司法覆核案，遲至2017年2月開審，都可能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港策略在改動中。2017年6月30日後，銀行還會否如常做三十年樓宇按揭，是值得我們留意的訊號。總之，未來是不可知的，我們只能參考歷史，試圖探知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