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粵獨的楊旭彬被判刑,他是“中國人”嗎?

近日,揭陽籍的廣州自由職業者楊旭彬因為在廣州街頭噴寫“廣東獨立”,“光復廣州”,“時代革命”等政治性標語,被法院判處了九個月監禁。消息出來以後,同為粵獨支持者的筆者深感難過,也對他的勇氣十分敬佩。如無意外,楊先生應該是廣東歷史上第一個因為主張粵獨而被判刑的政治犯。他的遭遇無疑牽動著無數同樣追求獨立的廣東人的心。

我從香港網絡評論中看到的

楊旭彬生在廣東,曾經豪言“我們寧願站著死,也不要跪著活”,這句話甚至是一句完美的“文宣”句子。他注定是一個孤獨的先驅者,因為至少從筆者生活的圈子看,身邊的廣東人,無論是廣府、潮汕抑或客家人,按照香港標準來說都是徹底的“藍絲”。可以想像,他們就算知道楊的事蹟,都只會幸災樂禍,認為他自討坐牢。從某個意義上說,他比當年因為支持藏獨而被香港人排斥的陳巧文女士和搞起魚蛋抗暴卻被社會割席的旺角諸義士更加孤獨。當然,這更凸顯他的偉大和難得。

筆者在查看香港網絡上關於這起事件的評論時,甚為感動。有個很有趣的評論,是這樣的:

A:“Respect中國手足!” B:“佢都唔X係中國人,佢要廣東獨立呀” C:“支持廣東獨立嘅人點會係中國人?同屈港獨X做中國人同一道理” D:“係廣東手足,你叫人中國人真係好無禮貌”
這段評論裡的四位無疑都非常支持楊先生,但A明顯沒有明白楊先生行為的真正意義。香港獨立的支持者曾經高呼,Hong Kong is not China。 其實楊先生的行為也是在呼喊類似的東西:“廣東不是中國”。甚至,他就是因為這個理念而被判刑的。香港媒體在提及楊的時候,都以“民主人士”、“維權人士”來稱呼他。但香港人會說梁天琦或者陳浩天是“民主人士”或“維權人士”(“維權”本身就是一個太具中國特色的詞語)嗎?或許我們可以說,李卓人是一個“民主人士”,許志永是一個“維權人士”,但恐怕只有“港獨派”才能更好地形容梁天琦或陳浩天。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支持民主或者不支持維護人的權利,而是他們的覺悟更高,意識到要爭取香港民主或權利,只能通過獨立的道路實現。

但平心而論,這種誤解是所有獨立運動在最開始的時候都會面對的。香港獨立運動在2014年以前,還只被很多人視為“偽命題”,而後隨著雨傘運動、旺角抗暴直至反送中,為人理解的程度逐漸升級擴大。在海外,由前民運人士轉型而成的上海民族黨主張上海獨立建國,同樣需要面對這個問題。媒體即使報導了他們參與的示威,仍然把他們稱為“民運人士”。這種誤解無疑會令包括筆者在內的獨派灰心,但更加凸顯出我們要做的事還有很多。這也正是筆者要寫作此文的原因。

你還要“建設民主中國”嗎?

楊旭彬在Twitter上一直轉發支持香港的抗爭,而且似乎曾經親身來港參與,實在勇氣可嘉。或許港人在2019年盛夏為自己祖國(香港)所做出的犧牲,也感染和鼓勵了他最終走出那一步。筆者在翻查他的Twitter賬號時,發現他曾經就香港人紀念六四一事發表他的觀點:“少拿八九六四來說事,HK民主社會運動是HK人自我認同的開始”。這又是一個值得展開說的話題。

在此前,香港本土派曾就是否應該悼念六四,應該如何悼念六四的問題,和以支聯會為代表的大中華民主派進行多年的論戰。但其實如果我們將目光放在獨立運動的老前輩,也就是西藏和東突厥的獨立運動上,就會明白大中華派在六四問題上的無知和狹隘。在海外流亡的藏人和東突厥人一直都會參與六四的紀念,但只是基於一種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紀念,從來不會顛倒主次,將“悼念六四”看得比自己民族的重要紀念事件還重要。類似地,台灣的六四悼念曾經歷大中華時期,而後式微,隨後又有獨派參與,但已經是一個非常小眾的紀念。其實這也是香港的悼念應該走向的方向。但香港的大中華民主派多年以來把持著話語權,動輒攻擊不同意的人是“中共同路人”,嘗試壟斷“八九民運”的解釋權,訴諸情緒勒索和綁架。和他們相比,身處牆內的楊先生可謂非常覺醒。他們的言行,讓人感覺他們並不自視為香港人,而只是將香港視為“仍能自由悼念六四的最後一塊中國領土”。

支聯會最近對李文亮的悼念也體現出這種心態。李文亮明明是一個支持香港警察的小粉紅。沒錯,他因為生在中國有他的局限性。但這關香港人什麼事?大中華民主派將中國的“烈士”看得比香港的烈士更重要,這本身就足以讓人生厭。或許之前關於六四的爭論,都是因為香港自身還沒有出現相當於六四那種級別的鎮壓,以致香港人仍然懷有一種“我們處於安全地帶,要做埋中國人那份”的錯誤認知。但今天香港早已出現自己的殘酷鎮壓和自己的烈士,大中華派仍然執迷不悟,只能說明他們根本不認同香港主體性。筆者並不否定支聯會等大中華民主派對人權事業的一定貢獻,例如筆者在香港之前的支持維吾爾人集會中,發現李卓人在眾多發言人中,對集中營內的信息掌握得最為充分,講得最詳細。但大中華派如果強行綁架香港人的民族情感到中國上,無異於將爭取維吾爾人權的伊力哈木說成是“中華民族的民主先鋒”一樣可笑。

對於海外流亡的藏人來說,3月10日的起義紀念日就是他們的“六四”,正如對於東突厥人來說,11月12日的獨立紀念日就是他們的“六四”;二二八就是台灣的“六四”,七二一、八三一(筆者不敢想像將來香港還會不會新增類似的日子)就是香港人的“六四”。類似地,在海外主張滿洲獨立的人士,也開始進行長春圍城的紀念。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記憶和經歷,這也是共同體會形成和維繫的原因。筆者作為粵人,在第一次知道1924年的廣州商團起義之後,方意識到它就是粵人自己的“六四”。大中華派或是“世界公民”派不應該貶斥人們對自己共同體天然的感情,勒索他人去與更大的虛幻的“中華民族”甚至“人類共同體”共情,乃至強行將民族獨立主義和國際關懷對立起來。

“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筆者不打算在此長篇論證“為什麼中國必須解體各地才會有民主”。如有疑問,筆者推薦海外解體論人士寫的《解體中國常識手冊》。早在2012年,巴蜀籍作家廖亦武就曾在德國的頒獎典禮宣言:“這個帝國必須分裂”,同為巴蜀人的余杰也宣稱自己不是“民運人士”,主張包括巴蜀在內的各邦獨立建國。流亡美國的著名蜀籍歷史學人劉仲敬更是創立了他的“諸夏”理論,主張並幫助各邦人民重新發掘自己的民族歷史,建立民族認同。對於以上三位的政治主張,筆者當然不盡然贊同,但他們無疑啟發了很多人的思想,促使大家從大一統框架中走出來。

如果我們拋棄大一統、知識分子中心和和理非原教旨觀念重新認識八九民運,也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在八九民運的鎮壓中,在聚光燈外的成都,巴蜀人曾經發起持續多天的抗爭,火燒派出所,死傷近百人。而在六月三日晚的北京,市民為了保護廣場上的學生,以血肉之軀和土制火魔法阻擋軍車,殺死了至少十餘名殘暴的中共軍人。他們悲壯的戰鬥,才是使得當晚廣場沒有大規模傷亡,學生得以大致安全離開的主因。因此,近年來已經有一批主張幽燕地區(大致相當於今天京津冀地區)獨立的人士發起了自己的六四悼念活動,紀念他們自己的民族事蹟。他們的人數和活動儘管仍然十分小眾,只能局限於網絡或是匿名形式,但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也因此,他們同樣遭到了中共的鎮壓,有成員甚至被迫流亡海外。

各邦的獨立運動注定比香港、西藏等地的獨立更為艱難,他們受中共清洗的歷史更長更徹底,因此能夠覺醒認同自己民族獨立的人士注定更少。有人或許會問,香港沒有建設民主中國的責任,難道又有解體中國的責任嗎?我會回答,港人也沒有解體中國的責任。香港人曾經搞過支持東突厥斯坦人權的集會,但東突厥斯坦的獨立,仍然需要靠海外東突厥人自己的努力為主。聲援東突厥只是一種出於國際主義的關懷和遭受同一個壓迫者的共情,並不代表兩個民族屬於同一個共同體。所有的民族歸根到底都只能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也是自決和自由的真諦。因此,正如不存在可能成功的“中國民主運動”一樣,也不會存在一個“中國解體運動”,只會有各邦人民為了各自的鄉邦而搞的“各邦獨立,導致中國解體的運動”。

除了楊旭彬外,自從各邦開始有獨立萌芽意識人士的出現,已經出現十餘滿洲獨立運動的參與者被抓捕,旅居芬蘭的滿獨人士王展被控“顛覆國家罪”(這比劉曉波的“煽動顛覆國家罪”更為嚴重),上海民族黨的胡誠宜先生被送入精神病院施以酷刑,其他黨員被喝茶,迫退黨、等等,或許還有更多未能公諸於世的鎮壓和迫害事件。筆者最後僅以此文,向他們表達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