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小說與電影之外,金智英們每天面對的真實韓國社會

《82年生的金智英》從小說的出版到改編為電影始終都是一個高度話題性的存在,最早知道這個小說是因為女團Red Velvet的Irene在IG上說她讀過這本小說,而有粉絲生氣的說要「脱粉」不再支持因為認為Irene是女性主義者,並且燒掉她的照片並上傳到網路上,而這個事件就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小說名字的開始,同時也讓人知道韓國社會對於「女性主義」這個詞彙是充滿敵意的。小說的作者趙南柱(조난주)用著平實而簡單的文字裡訴說著故事的主人公—金智英的故事,就像書名一樣,她是一個1982年出生的韓國女生,一點一點的從小到大面對到了韓國社會中的不公平與不舒服的對待,但是大家卻對這些現象習以為常,而見怪不怪了。

女性地位低落的韓國成了世界之最
而現在的韓國之所以會有這樣重男輕女的現象,也不得不說是侵染了濃厚儒家朱子學思想的朝鮮王朝的殘留,三從四德以及七去之惡等對女性的規範、甚至到了女性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繼承家產的權利、男女不同桌吃飯的程度,女性的地位可說是被打壓到了極致,韓文中甚至還有출가위인 (出嫁外人)的詞彙,正如字面上的意思,嫁出去的女兒身分就有如外人一樣,媳婦的地位有如外人一樣卑微,且不如同為女人的女兒,而唯一能夠穩固並且提升地位的方式就是產下男丁,最後成為了婆婆而開啟下一個循環。「出嫁外人」甚至在早期如果出嫁的是外國甚至會遭到國家註銷國籍以表示出嫁之女將更改與老公同國籍而成為「外國人」,形成了制度的歧視(註1)。這種「內外之差」在小說與電影中也都被隱隱的表達出來。
而小說或者電影中也把韓國社會的真實面貌給呈現出來,像是最核心的兩性差異,在職場上韓國兩性的薪資差異、女性低薪達到了OECD的最高位,而進入婚姻的女性也不得不放棄工作,即使成為了職業婦女也是蠟燭兩頭燒,因為即使是職業婦女的家事時間也遠遠超過男性,連帶的突顯了育兒與家庭…等問題(註2),金智英與鄭代賢夫妻的問題也是大多數韓國家庭的問題,所以前一陣子《韓民族新聞》12月10日的一份調查,訪問的50名韓國女性有20人就像金智英的姐姐一樣不婚(註3)
除了兩性問題還有整個韓國社會各式各樣的問題
另外也可以從小說或者電影中發現到其他韓國社會的問題,締造了所謂的「漢江奇蹟」犧牲了許多像是金智英的媽媽這樣放棄學業與夢想的女工、亞洲金融風暴過後金智英的爸爸與同事們面臨了人員縮編而不得不退休、金智英常因為補習補到了晚上的補習文化、上了大學的金智英看到因為高額的大學學費不得不休學的同學、經濟長期惡化下金智英與前男友而忙於面試的就業困難、結婚後的高額房價、時常的加班文化、以及老公鄭代賢的任職公司與金智英的公司規模差距表現出大財閥才是這個國家經濟主宰,其薪資福利自然也是所有人競逐的目標。而這些問題的癥結點就在於韓國的社會安全網的不足與缺乏與解決問題的政策,造成了所有人都陷入機會少的可憐、而競爭的激烈多到嚇人的「地獄朝鮮」,結果優勢更加優勢、弱勢更加弱勢。
一些韓國男性憤怒的原因
小說與電影所描寫的平凡卻真實的故事卻引發了一些韓國男性的憤怒,除了網路上對於作品的負評謾罵,出演電影擔任主角的鄭裕美也被當作攻擊的目標跟著遭殃,甚至還有韓國女生將小說介紹給男友閱讀時,得到了對方勃然大怒並質問「為什麼女生不用當兵」。而這些生氣的韓國男生們的憤怒是可以找到原因的,原因在於儒家思想下權利與義務的連帶關係可以了解到,長幼尊卑的價值下伴隨著該盡的責任與義務,所以韓國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雖強調了男尊女卑的價值觀,但伴隨而來的是身為家與門的家長與族長的責任與義務,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被賦予的權利漸漸地消失而應盡的義務與責任卻沒有更著改變,因此韓國男性依舊被社會視為要承擔整個家族的責任的家長(他們口中時常提的兵役與男性要負責結婚的住房花費),而韓國長期經濟的低迷也讓他們的痛苦日益增加,於是這種相對剝奪感就會瞄準到地位逐漸改善的女性身上,但是他們卻只看到的自己的痛苦,卻沒有想過韓國女性的待遇與地位雖然有日益改善卻還是相對低下。
所以年輕的韓國男性與他們父祖輩的韓國人不同,雖然生長在越來越進步的世界,但對於抱持著對女性權利與地位提升的憤怒,從一些特有的韓國詞彙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如88萬元世代(盧武鉉政府執政時期出現的詞彙,指1個月領88萬韓元的人),到了最近的三拋(放棄戀愛、結婚、生子)到五拋(三拋再加上家庭與工作經歷)與七拋(五拋再加上興趣、希望、人際關係),甚至到N拋世代(放棄一切),整個韓國是在絕望與痛苦、壓力中的「地獄朝鮮」,競爭的意識連帶地就會產生了憤怒仇恨與暴力,以及高自殺率(韓國另一個聲名狼藉的第一,OECD國家中自殺率最高的國家)。
性犯罪遭到的懲罰卻是非常的輕微
另外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韓國女性受到性犯罪的威脅,偷拍問題讓韓國女性在去年走上街頭高舉著「My Life is not your porn」 的抗議,以及前一陣子才不幸自殺身亡的具荷拉也遭遇到相同問題,金智英與同事們面對的恐懼不只是一個小說情節,而是真實上演的事件,而且現實的情況更嚴重,ㄧ年警局接獲到的偷拍報案數高達了6000多件,新聞上所報導的案件更是遍及了全國各地與任何職場中,真正被宣判有罪入監服刑僅2%(註4),約一百多件。另外接連爆發的勝利與鄭俊英涉入其中的Burning Sun性侵案、金學義次官的性招待與性虐案、韓國me too事件爆發的起點—徐智賢檢察官受到性騷案、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性侵女秘書案,從涉案的人包括了政務官、藝人,甚至檢察官,以及犯罪者的受到懲罰的程度過低(具荷拉遭到偷拍行為前男友獲判無罪、安熙正一審無罪二審才推翻原審判決有罪)都暴露了韓國社會對於性暴力的懲治低落,司法甚至千瘡百孔難以讓人相信正義得以伸張。
恨的力量推動著持續改變的希望
現實中的韓國雖然比《82年生的金智英》還更加的殘酷,但年輕一代的韓國女性正在對抗這樣的局面,而這股情緒動力正好讓我看見了韓國人的恨這樣特殊的情緒,一種面對困難遺憾哀傷壓迫產生必須去克服的情緒,而這也是為什麼me too在韓國有別於其他東亞國家,越演越烈接連爆發抗爭的原因之一,而小說與電影揭露出的問題也如主演之一的孔劉所說的「善良的影響力」,只要越來越多人關注問題並且朝著改變的方向發展,終究會得到改善而變的更好,孔劉之前主演的電影《熔爐》就是如此(註5),最後我都會想到丹尼爾.圖德(Daniel Tudor)的韓國:撼動世界的嗆泡菜(Korea: The Impossible Country)提到一個經歷過韓戰的韓國女性因為家人反對而不能讀書,而將她的「恨」由她的女兒來克服而讓她受到最好的教育以及出國留學(註6),每次想到這個故事都會了解到韓國改變的力量是有多麼的強大且快速,而它的未來也就會有希望。
參考文獻:
1. 篠原 令著,李芳譯,《娶太太,還是韓國人為好》,印刻,2002
2.新社會研究院 (Corea Institute for a New Society),宋佩芬譯《憤怒的數字:韓國隱藏的不平等報告書》,高寶,2016
6.丹尼爾‧圖德(Daniel Tudor),胡菀如譯,《韓國:撼動世界的嗆泡菜》(Korea:The Impossible Country),聯經,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