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最後機會,請正視二次前途問題

五大訴求,對現在來說是暫時將泛左支黃本土獨派,甚至部份淺藍,拉入同一陣線的方向,但在這長期戰中,其實除了堅持五大訴求外,我們更加要理解問題的本質,因為現在已經不是單單五大訴求的問題,而是整個香港前途問題

我知道或者由六月九日開始,過百萬人走上街的時候,每個人的目標不同:有的是為四點訴求;有的是為了悼念義士;有的是為了內心好過一點;有的是為了等待情況發生;有的是為了增加本錢;有的是對太遲醒悟而來。

不論目標和動機是什麼,我不知道在二百萬人當中,又有多少人理解,這兩次百萬人遊行是觸動了中國政權,對於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神經—

表面上,反送中是反對香港法制有空隙,給予中國直接在港執法,維護兩制的抗爭,但內裡本質是由平民到專業人士,各大社會精英,權貴富商,甚至部份建制中人,保護香港的存在獨立於中國外,及依然對於中國(或中共)的恐懼與不信任,不願意接受中國的一套在港實行,這個是中國最在意的事,他們判斷為:

「回歸二十二年,香港人依然不愛國。」

或者我直接給予結論:「在香港進行一國兩制二十二年,不但無法令民心歸從,相反一涉及兩地配合,港人的不滿和反彈越來越強,甚至出現百萬人遊行,這是一種警告,基本上對港工作,不可以再用過往鄧小平這種『五十年不夠,再給五十年』寬鬆態度,而是採取更強硬直接,盡快令香港反抗勢力消除,避免香港問題成為國際反中的痛腳。」

反送中—中國人對港人將會更嚴苛

你會覺得出來遊行,其實不是想改變港中關係,只是守護一路以來一國兩制的保障,但問題在於中國的解讀中,香港這樣下去,對於中國會是一個負累,我曾經寫文表達過,如果香港會成為中國的缺口,讓敵國可以乘虛而入,香港就一定會被中國封死。

從零八年的大外宣開始,到一路一帶,中國利用金錢去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國情不一」推動世界接受,將人權自由民主放一邊(實際為踐踏),但經濟會有所增長的一套,正當計劃順利之時,但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香港卻不斷出現反抗聲音,甚至反送中抗爭變成國際新聞,對於中國的多年外交戰略來說,其實有不少打擊。

或者對二百萬人來說,不太理解中國國內對反送中的解讀,簡單來說:「修訂逃犯條例,是針對犯人的修訂,是犯了中國法律才有需要引渡,而香港不單止不配合國家,反而用兩制作為對抗,去阻止中國執法,包庇犯人,這是不可以接受的舉動。」中國不接受香港人如此原因是什麼:「如果未來國家有難時,香港人今天的表現,會否出賣國家來自保?」

對,中國人也好,中國政府也好,對他們來說,香港人不屬於「可信」一群,他們是這樣看這件事,他們不會認為香港與中國不簽署引渡條例是分隔兩地法制,而是認為香港人不願意遵從國家指示,自視有特殊地位,或受外國庇護而有恃無恐,很多中國人都需要香港的功能,由民生物資到出國移民,但如果有需要摧毀香港,去表示自己是愛國,一定會同意摧毀香港。

我們要有一國兩制經已失敗的認知

比起香港的金融財經作用,香港人不願融入中國,才是中國最介意一點,不要忘記香港本身最重要作用,就是對台宣傳「一國兩制」的優點與可行性,現在不旦發揮不了,更助長台灣抗中去華情緒,不止反一國兩制,連「中華民國」中的大中華主義也開始動搖,這個不是中國樂見的情況。

一國兩制從理論上來說,只要宗主國願意放權,遵守兩地差異,有權而不用盡,確實是可以有好結果,亦基於理論上的可行,所以依然有不少人相信一國兩制是可以成功(或類似變種的城邦/邦聯),但事實上,中國並無合約精神,亦不願有權而不用盡,而且當中國違約,而無國家去懲處中國,所以違反一國兩制,根本沒有什麼大不了,更重要是從來一國兩制只是統戰工具。

一國兩制,從來不是為了香港未來而設立,而是如何「和平地」收回領土,與及保持對「至古以來」的正當性方式,讓台港澳三地認為與中國統一後,依然可以保持過往的自主度,而現在在香港是明顯失敗了,就算中國可以滲透各行各業,影響香港民生和大多數權貴商人,香港人依然沒有信任中國,而經此一役後,中國亦難以像過往用CEPA,大量自由行,釋放熱錢,一時催谷經濟,令港人服從中國,因為香港的建立,本身源於恐共,與及避免走上近代中國的路上,加上百年港英管治:

「中國人和香港人,就算源於同一文化,但在近代發展和價值觀已經大有差異。」

二次前途問題—我們還要相信中國嗎?

七十八十年代,我們的前人面對前途問題,基於反殖主義,及長期受歸鄉主義影響的華文教育下,香港人並沒有把握自主的機會,在對「祖國」的迷戀下,追求回歸,就算發現他們是屠夫政權,最後也只能接受由英國的殖民,成為中國的殖民。

而當「五十年不變」的大限過了二十二年,香港每況愈下,中國以規劃之名,繞過港人去為香港定位,甚至藉合作之名,利傀儡政權繞過兩制分隔,去創造兩地由交通,系統上的融合,面對如此狀況,我們必須盡快問自己,還應該要信任中國嗎?

對,不再是中共,而是中國,由民初至今,大中華主義下,大一統已經成為「中國人」必須的民族性,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民主國家如西班牙,都透過不同渠道打壓加泰隆尼亞,我們不難想像中國會如何面對獨立訴求,當香港人選擇不信任中國,港人不願服從政權指示,我們必須要有心理準備,中國透過港共傀儡,以強硬態度去治港,現在靠的是香港殘餘的國際性,令中國不敢公然赤化,但由中資滲透各行各業,到天眼監視建設,各種行為來看,中國如果掌握香港,必定把中國一套放在香港來統治。

大灣區迫在眉睫,粵港澳大一統

寫這段的時候,是廣東省發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3年行動計劃》,當中直接了當說明:「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和市場監管體系建設。研究制定廣東省社會信用條例。探索依法對大灣區內企業聯動實施信用激勵和失信懲戒。建成全省統一的市場監管信息平台。」

或者一些人覺得,這條文字中,並無明確寫港澳在內,但全文一百條目標和方向,全是以大灣區融合港澳,以粵港澳一體化作為目標,而其中四十二條更說明—推動與港澳之間的信用資訊共享、信用評價標準的接軌、信用產品互認、信用服務機構資質互認等合作,當香港正在加強中央監控下,當中的數據資料,香港居民的資訊,各大商業機構的資料,會否在此被共享而不自知

這點非常重要,因為當要「協助」港粵居民居住在大灣區,就必然要有社會信用評價,所以只要當你一進入大灣區,就必然會被中國記錄在案,但問題在於現在香港的天眼和一切個人資料,會否被移送至中國呢?當大灣區規劃,香港人無權力拒絕時,這些執行部份更加無方法監管。

因為港共政權並不是為了香港人建立,而是協助中國統治香港,他們沒有認受性,更無權力拒絕規劃,而我在《大灣區成也好,敗也好,香港都會消亡。》一文中:「有點大家心知肚明,就是美國的灣區經濟,無需要面對所謂「一國兩制」,但香港和大灣區就存在此問題:會計制度、法律制度、金融體系、專業認證、貨幣市場等等各種不一,但大灣區是整合區內,統合產業,統一政策,所以只會出現兩個情況;一是中國採用香港制度,迎合國際制度。二是香港配合中國制度,放棄過往制度,而現在香港的制度,是全面靠攏中國。」

而明顯地,香港選擇放棄過往西方世界制度,選擇和中國融合,為2047年後做好準備。

比起守護一國兩制,更需要突破二零四七五十大限

當寫這篇文時,何韻詩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言,我是認同要在外國,去講述反送中下香港狀況,而這六月抗爭至今,確實我們令外國部份媒體,學者,政客認知到,香港人是另一個族群,有另别於中國人,當然這種看法是未成主流或受認可,所以我們必須持續去做這件事。

或者作為公眾人物,何韻詩無法將一些立場說出來,也正如現今泛左支黃,亦不敢明言2047後的情況,我們必須要明白,我們不能自我劃界,只滿足反送中抗爭,因為隨著大灣區迫近,多項打破兩地邊界工程陸續準備出台,我們不可能只把一國兩制實踐至2047年視為唯一目標,而是我們需要跨過2047,確保2047之後,香港不會只餘下名字,現在來說,我們可以喊最大聲,或推動2047年前的工作,是實施一個有真正意義的雙普選,令香港人有能力選出「真正屬於香港人的民意代表」,但有一點必須說出來—

五年前,田少說過:「真普選與港獨無異」,當周柏豪提醒港人做選民,談一些基本法,和中國政府許可的權力時,亦被中國人視為港獨時,中國人其實明白,讓香港人有真正民主選舉,就會變成台灣,只要有選擇,其他人就可以選擇不做中國人。

所以我們面對2047最壞打算是:「香港失去所有自主權力,變成大灣區城市,香港直接落入中國管治。」

正因為這個「最壞打算」,所以一定要把反送中本質說明白就是「要捍衛香港的存在,就不可能融入中國」,正如開首所說,這系列抗爭必定令中國,對港人的耐性耗盡,而二十二年事實證明一國兩制的失敗,在中國主導下只會慢性扼殺香港,而我們不可能在不得罪中國下,要死守香港的自主領域,如果我們還在顧慮中國下,謀求保衛香港自主權力,到最後只會得不償失。

為了下一代,面對香港二次前途問題

正如上文所寫,反送中的本質是捍衛香港的存在,現在我們靠的是當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當中所寫的「五十年不變」去減慢香港惡化,甚至盡可能爭取權益,但之後的人呢?二零四七年呢?

我相信好多人,知道現時最年輕的被捕者,只有十四歲,而以死明志的人們,二十八年後他們都只是中年人士,但代表他們由青少年到中年,都將要面對香港二零四七後問題,而現實問題是,我們只能聚焦在反送中這個迫到眉睫,但對二零四七這個長遠問題,就只有一些不可靠的政客,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述,以變種一國兩制去抽水;或者目標明確,但未能說大眾的港獨。

而更重要只要未來政制不改變下,或在中國有心拖延,先天架構下,香港人根本難以對抗政權,特別當政權無需要向港人問責,而議會在中國傀儡下,已經失去作為制衡政府的功能,而無法有效反映民意,加上中資已經滲透到各行各對,連串警民衝突過後,警察已經進化成半獨立的軍警組織,視異見民眾為敵,如果我們這代人,還不嘗試改變局面,下一代就難以翻身。

我們現在的角色,就像七八十年代的前人站在反殖、反帝,左翼再興、國粹、認中關社的背景,他們選擇重回「祖國」的懷抱,甚至司徒華明言,就算六四發生,他依然願意回歸祖國,民主回歸誤了港人接近半世紀,亦最後在第一次香港前途問題前,港人代表(鍾士元)無法凝聚民意,只能要求聯合聲明納入聯合國文件,為香港問題國際化,國際干涉香港事務,留下一個憑藉。

到我們又可以留下什麼,或者改變甚麽,讓我們的後人可以得到承上啓下的機會?又或者,我們先從接受「一國兩制的失敗」,我們先可以想到,或接受到如何改變香港未來的方式。

後記—

當寫到後記就經歴了上水沙田,亦要面對七二一金鐘,我猶豫了很久,這篇文應不應該出?因為我的主旨,或我的理解是跨過最大公約數(五大訴求),甚至觸碰泛左支黃的底線(身份認同),對一些不想介入到這問題的民眾來說,一接觸到前途問題,他們可能會怕而退卻。

當然,我不認為現在是時機成熟,將香港二次前途問題放上檯面,但當我們行動,去做任何施壓工作,都要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是奪回主權,還政於民,這點警察比政客更理解,因為今日警方所有濫暴濫權,是建立在港共政權庇護,所以一方面要挾林鄭,另一方面將反抗的民眾,視為叛國亂民,這樣先可以保障上下整體,因為反抗成功,特區警隊必受制裁。

所以未來的風險,只會有增無減,除了投入前線,保持對問題的清醒,適當的抽離,是應付這長期戰的必要。

手足們,支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