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公僕化為公敵-香港正式進入警察國家時代

6月9日深夜,以及6月12日,無數參與反送中抗爭的香港年輕人成為了揭穿國王的新衣的小孩,和諧的鐵幕被扯下,香港的現實終於血淋淋地呈現在全世界面前,再無人可以自欺下去。

這座曾經全世界最自由的城市,正式淪陷成為警察國家(Police State)。

香港政府近年來行跡特別猥瑣,小至拒絕外國人入境,大至DQ踢走議員,早已惹起外界不少疑竇。經歷今次反送中示威,政權終於氣急敗壞,展現出不擇手段的凶殘和腐敗之相。傲慢的林鄭更自我催眠,自視為港人的家長,有權漠視百萬民意,並對人民施加體罰。在近期的記者會上,雖然嘴巴是道歉了,但是實際並沒有絲毫退讓。

至於警方,它們大概是吸取了魚旦革命的教訓,隨意將示威行動「定性」為「暴動」;以為只要在政治上站對了邊,背後就一定有人撐腰,於是鎮壓起來就更加肆無忌憚。為了徹底逃避責任,警察甚至不出示委任證,或以裝備遮蓋編號,方便自己與民為敵。這樣的香港警察,已經和納粹黨衛軍、蓋世太保差別不大。

陳沛然醫生最近更爆料,原來警察一直可以利用側門竊取病人私隱,藉此入醫院捉人。這種隱密、深入的監控手段,令醫務人員在不知不覺間做出出賣求診人士的惡行,不折不扣是警察國家的手段。警察本應是服務市民的公僕,如今卻成為政權的鎮壓工具,不單攻擊、抹黑交稅供養自己的香港市民,更通過陰險手段將病人和醫生間的互信毀滅殆盡。如此暴行,稱之為公敵實不為過。

除了警隊的鎮壓和監控,司法打壓手段更是凌厲。魚旦革命之後,《公安條例》有如利劍出鞘;來到今天,這條惡法又再一次斬向香港人。不少人都指出,根據《公安條例》,任何人只要參與集會,而該集會只要被「定性」為「暴動」,那其他參與者不論個人行為是否暴力,都可能被控以「暴動罪」。因此,《公安條例》本質就是威脅集會自由、摧毀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的惡法,是將香港變成警察國家的極權利器。這也是政府為什麼這麼急著「定性」,事後又死咬住「暴動」不放的原因。嚴刑峻法,向來是警察國家支配人民的關鍵手段。612的五名「暴動」者,正是《公安條例》殺雞儆猴的祭品,是政權「槍打出頭鳥」的活靶。盧偉聰刻意說什麼「其他人是和平示威」,叫人不必擔心被控,則是拙劣而惡毒的分化手段。

筆者認為,在不遠的將來,送中惡法有可能被擱置,林鄭也可能會下台、盧偉聰、李家超的位置都可能會換人。不過,無論官員換了任何角色,它們都必定會持續利用司法手段狙擊被捕的示威者。政策方面、人事方面它們並不介意作些微的讓步,反正人口殖民、文化清洗業已成勢,在一些小政策上鬆一鬆章,讓煮蛙的沸水稍稍降溫,又有何不可?只不過,它們鐵定會抓緊《公安條例》這柄毒刃,對抗爭者、政治犯窮追狂打。因為它們很清楚:只要有過一次放生,只要有過一次法不治眾的先例,往後再打壓抗爭,港人將難以心服;這對警察國家的獨裁者而言,稱得上是後患無窮。

故此,未來的香港將不存在公僕,只存在公敵。香港的司法、執法系統終將徹底露出真面目,變成警察國家狙擊人民的機關。任何人只要上了位,為了保護豐厚的俸錢,為了捍衛權力,又或是為了表忠,它們必定不擇手段,要在示威者身上咬下肉來。示威者是否真的「暴動」?是和理非還是勇武?對它們來說絕不重要。告不告得入,也不重要。它們的目的就是散播一個訊息:不做順民,就要付出嚴重代價。所謂「司法獨立」,到頭來只不過是一片髒得發紅的遮醜布。

美國開國元勛班傑明‧富蘭克林說過:「任何犧牲基本自由以換取短暫安全的人,最後既得不到安全也得不到自由。」如果其他參與反送中的香港人聽信盧偉聰的蠱惑之言,覺得自己不是「暴徒」,為了自身的短暫安全,任由被捕的義士成為政權羅織罪名的犧牲品,那我們將永遠受制於警察國家的陰毒手段,這座城市將永不可能打破白色恐怖,重獲自由。

為義士贏得自由,就是為我們自身贏得自由。政府不放人,香港人絕不可以撤退!LEAVE NO MAN BEH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