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近年來台灣人對於一些社會問題的態度,老實說還滿令人心寒、且充滿恐懼。

自從鄭捷在捷運上揮刀砍殺乘客、到兩年前的幼童被殺案、再到今年所謂的恐怖情人案與小孩被精神病患拍頭的事件,我相信人民有感受到台灣社會的變化;但我自己的感受則是:台灣正在野蠻化。

過去我們所指稱的「野蠻」,有可能是指稱茹毛飲血的社會;現代社會在物質生活上早已比過去進步,然而當精神生活已然成為新世紀的新課題時,我們仍然寄望死刑與其他酷刑能解決社會問題;這是精神上的野蠻。

台灣人對死刑的熱愛令人匪夷所思、更令人髮指。幾乎每一個社會問題都會使台灣人開始討論死刑的存廢與功能,酒駕頻傳,台灣人談死刑;兇殺案發生,台灣人談死刑;精神病患發作,台灣人也談死刑。甚至政治問題也能以死刑作結。對於這樣的一個威權時代的產物,台灣自詡民主國家、自由社會,對死刑的著迷、實在可以成為台灣民主自由的一大反證。
死刑能不能解決社會問題?任何研究社會問題的人都會回答「不可能」,甚至平民百姓也完全瞭解這一點,但近來透過一些網路名人的口耳相傳,有很多可怕的概念正在被形塑,這是我非常擔憂的事情;台灣教育的價值觀已經夠扭曲了,網路名人的一舉一動更會使這樣的現況加劇。以下討論。

一、死刑不能解決問題,但能解決有問題的人

要辯證這個說法,首先必須釐清「誰是有問題的人?」與「有問題的是人嗎?」這兩個問題。但是台灣人完全沒辦法理解這兩個問題就是了。

台灣人無法體會,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社會也會生病;對台灣人來說,社會生病就是因為「該死的人沒死」,所以只要把該死的人殺死、社會就會好起來了。這麼幼稚的觀念在台灣居然會成為顯學,足見台灣離民主自由的社會可說是越來越遠啊!

再者,這個觀念還關係到另一個因素:誰有權力決定誰是有問題的人?這個因素對於願意思考的台灣人來說,就是自由民主與威權獨裁的分水嶺。我們要讓政府來決定我們之中誰有問題、必須槍決嗎?為了社會安定,我們寧可回到戒嚴時代、讓政府來決定人民是否為「共諜」嗎?

二、死刑可對罪犯產生嚇阻的作用,是維護社會安定的力量

死刑對罪犯有沒有產生嚇阻作用?我完全是採取否定的立場,因為即便是前法務部長羅瑩雪在2014到2016年間三度執行死刑、槍決十二位罪犯,台灣社會就有「好起來」、兇案就不再發生了嗎?這應該不用我多加說明吧。

另外,一個問題提供給願意思考的台灣人:什麼樣的社會才能稱為「安定」?我的理解,台灣人對於社會安定的定義到現在還是各說各話,不過有一點是絕對的:當台灣人自認社會不安定的時候、就會開始要求政府執行死刑。這樣的舉措實在讓我感到很驚恐啊。

三、犯罪者沒有人權

就我的觀察,這當然是自由心證;並非所有犯罪者都沒有人權,但是台灣人不喜歡的犯人就不應該享有人權。所以我們會看到,台灣人會要求政治犯必須享有人權、但同時也要求刑案犯人不該享有人權。人權在台灣是可以看情況的,這就很有問題。

問題的癥結點就在於:政府不可以剝奪他人的人權以照顧其他人的人權,無論該人是否為罪犯都不可以。

這也就是政府的天職。政府是要維護全民的人權、不是只有獨厚某些人、更不是只有獨厚「正常人」。近來我看到台灣人又開始在談精神病患的處理,其實是覺得很野蠻:有人說應要求病患家屬在家好好管教、有人說應把病患關在家裡或是醫院、有人說應預防性羈押或逮捕精神病患、甚至有人說應預防性槍決精神病患。我認為這就是不把精神病患當人看了。

人人都會生病,但是感冒的病患可以到處亂跑還不戴口罩、精神病患就要被關在家裡或醫院?這沒有道理。

作為一位主修社會科學的人,我的老師時時刻刻提醒:研究社會問題不能只看表面。這句話我銘記在心。台灣有太多的社會問題,其原因正是來自「社會」二字。

最近小燈泡案進行二審,小燈泡的媽媽曾表示「死刑無法緩解我的悲傷」、而小燈泡的爸爸也「希望合議庭能思考如何運用國家賦予的現有權力及合議庭所企及的能力範疇,防止被告有機會對社會大眾、社區鄰里再施加同樣的犯行」;而日前同時也有一對網路名人夫妻,在直播影片上公開體罰自己的孩子,被關切之後居然回應「以後打小孩不開直播就好了」;甚至前陣時日在發生虐童案過後,還有網路名人在直播中公開糾眾去砸虐童父母的老家。

的確,社會病了,但病因不是因為某些人出了問題,我認為是從教育開始就有了問題;教育有問題,就代表國家的系統運作有了問題;國家系統出問題,難道解決幾條人命就能解決嗎?我請各位靜下心來好好想想。如果我們的國家會為了多數人的人權而去剝奪少數人的人權、另一方面又不斷製造出會威脅多數人的人權的人,那麼真正的問題出在誰身上?

面對社會問題的態度,將決定一個國家社會走向文明、或者倒退回原始部落社會。我希望台灣的社會不會倒退著走向未來、台灣人也不會成為野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