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家饒宗頤逝世,享年一百歲。

坊間對他評價不一。學界中人、政治領袖紛紛予以褒揚,林鄭更以領受過饒公教訓為榮。普羅大眾,特別是年青抗爭者及異見分子,卻覺得饒公生前賜字給民建聯籌款、未有為「六四事件」講過一句公道話,於知識分子的責任方面有所未盡。旅美作家余杰甚至說:「共產黨及其在香港的傀儡官員追捧的國學大師,當然要打一個問號。」

死者已矣,如何能客觀理解及評價饒宗頤,我們還得從他的學問切入。

饒宗頤專著逾八十種,超過一千二百萬字,遠自夏商,近至明清,皆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不過,請注意,其研究領域僅限於:古文字學、楚辭學、甲骨學、敦煌學、考古學、金石學、詩詞學、簡帛學、目錄學、方志學、藝術學等,皆偏向瑣碎煩細,曲高和寡。即使是談文學、歷史,如《人間詞話平議》、《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讀者首先要知道《人間詞話》是王國維的書,「史學」、「正統」何所指,這絕非一般水平讀者可以駕馭。誠然,從掌握罕見學問而有所成就的角度,饒宗頤卓然自成一家,舉世無出其右。可是,亦正因為此,他顯得「離地」,對俗世輾轉呻吟不聞不問。

饒宗頤的治學風格,鄭重審視細微末節,認真鉆研偏鋒之學,竊以為脫胎自清人遺風。

滿人入關後,對知識分子妄議朝政、借古諷今非常忌諱。歷經幾次文字獄,清代學者將全副精神、心力集中到訓詁、考據、音韻、名物、目錄諸學,因這些學問與現實政治無干也。他們越研究,越感興味盎然。適逢集會、結社、公開講學被朝廷禁止,其索性埋首故紙堆,閉門造車,不理世事。此學風下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英法聯軍之役相繼爆發始有所改變 (轉為著重通經致用的今文經學,並引入西方思想),但影響所及,民國學者無一倖免,在美國唸哲學的自由主義大師胡適,就曾經坦白承認自己有嚴重的「歷史癖」和「考據癖」。

饒宗頤某程度上也是在清末民初的學風薰陶下,開展其學術生涯。

和他的前輩一樣,在各專門範疇,其著作含金量極高。他還精通梵文、巴比倫古文字,故此,能夠跟大陸通曉梵語、吐火羅語的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然而,前輩們的缺點,他亦繼承無遺。饒宗頤念茲在茲的,是他畢生研究的那些東西,誰懂得 (假裝懂得?) 欣賞他所嗜好,他都不介意和對方分享,大家交個朋友,對方持什麼政治立場根本無關宏旨。這正是他與林鄭見面、捐墨寶給民建聯的原因所在。

饒宗頤未有盡知識分子的責任?的確是,但至少他未有發表違心言論,較馮友蘭、郭沫若之流優勝。至於他配不配稱「國學大師」,宋明理學的「道統」沒契接上,二十四史的「政統」未加疏理,答案不言而喻。

最後,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大歷史」眼光看,全賴大英帝國殖民香港,賜予港人言論、出版、學術、思想自由,饒宗頤方能建立非凡學術造詣,不受世俗污染。林鄭一面叨老先生的光,一面肆意限制港人言論、出版、學術、思想自由,太自相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