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愷向來被視為國民黨內偏袒共黨分子者。然而,李雲漢教授對此不以為然。在《從容共到清黨》一書中,他提出了很多歷史證據證明廖形左實右。

1924 年 6 月 12 日,廖接任廣東省長,有見當時社會滿佈政府即將實行共產的謠言,廖以省長名義發表公告闢謠:

「近日有人散佈謠言,謂政府將實行共產。查共產主義,雖以俄國革命成功之後,尚不能實行,而以新經濟政策為救時要劑,可知謀國之道,端在按切時宜,對症發藥。況中國現處產業落後之境遇,方當為國民謀發達實業之不暇,而欲主張共產,此其人非愚即狂。本省長為國民黨黨人,非共產黨黨人,對於國民黨之宗旨主義,二十年來未之有改。伏讀大元帥手著建國方略,於實業計劃條列至詳。依實業之性質,分為國家經營與個人經營兩種,對於個人企業,由國家獎勵,兼以法律保護之。且近數月來,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與機關報之言論,及中央執行委員之演講,彰彰在人耳目,無可疑者。故不察是非而貿然附和此種傳說者,實為不智。藉以為構誣造謠之用,以冀淆惑人心者,實為不仁。為此特行佈告各界人等,一體知悉。對於此等謠言,切勿輕信;如有造謠生事者,定行嚴懲不貸。」

廖不贊成共產主義的清晰立場,尚見於其私人談話中有「中國決不能共產」一語。

胡漢民回憶:

「民國十二年,總理一心要改組中華革命黨,廖先生首先贊成。但是廖先生對於共產主義始終不以為然,大家千萬不要誤會。兄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或許有幾分贊成,但決不贊成蘇俄共產黨。當我們二人談起主義時,兄弟問他:『你以為馬克思主義如何?』他便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不當,持論比兄弟還要透闢。後來又問他:『你既不贊成馬克思主義,是否贊成列寧共產主義呢?』他說:『列寧談不到主義,列寧是一個政治家,革命家,他簡直是一個縱橫家。他的共產主義,不是一種主義,是一種政策。』由此可見廖先生對於共產主義是如何的懷疑不信任。」(<廖仲愷先生精神不死>,見《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第七輯)

不只批評馬克思主張不當,更指出列寧主義之虛妄,好一句「列寧談不到主義」,試問共黨分子情何以堪?廖非「親共」顯而易見。

廖起用共黨馮菊坡、彭湃分任工、農兩部秘書,多少有點迫於無奈,因「國民黨人有的不願做,有的不屑做,有的不能做」。

陳公博說:

「廖 (仲愷) 先生拿著農工廳徵求我的同意。我為履行我的主張,堅決不就。廖先生說:你不幹,只有 CP (指共黨) 來幹,我實不願意交 CP。革命黨單只顧個人意見,而不顧黨的利益嗎?我受了廖先生的責備,不得不幹。」(<覆疑始函 – 陳公博與實際政治>,刊《革命評論》第七期)

黃仁宇認為,國民黨僅能為現代中國建立「高層機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政府),卻無法有效建立「低層機構」(正視農工低下層生活需要,爭取他們支持),正好印證陳所言非虛。

國民黨人無心注重農工運動,廖則覺得:

「我國農工佔十分之九,農工階級受經濟壓迫,無路謀生,他一天做十數小時的工,且不得兩餐飽食,何有餘力教育子女呢?全國國民十之九無受教育機會,知識當然落後,國何能強:若要中國強,必須提高農工地位,引導他有政治知識、方有希望。且農工俱為我同胞,當有互助義務,農夫耕田,秋寒盛暑風雨飄搖之時,辛苦作工,每日充饑者不過薯芋,以穀米供給他人,養蠶繅絲者祇穿布衣,建造工人,僅住棚廠,農工辛苦供給我們衣食住,飲水思源,我們不當助他嗎?挽救農工即所以挽救中國。」(《廖仲愷先生哀思錄》)

一部份國民黨老黨員為了反共,不惜與北方軍閥接近,廖尤其看不過眼:

「現在吾黨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詡為老革命黨,擺出革命的老招牌,以為做過一回革命黨以後,無論如何勾結官僚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及極力壓抑我國最大多數之農工界,也可以稱為革命黨,以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發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個虛名,那個人無論從前於何時何地立過何種功績,苟一時不續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時有反革命的行為,便立刻變成反革命派。」(胡漢民前引文)

儘管廖表示「我們不能讓共產黨這樣肆無忌憚,應該想方法來糾正一下」、「俄國有第三國際,我們可否養成力量,也另外號召一個國際?如果我們的力量不夠,至少應打通第三國際不做俄國的工具才好」(同上),黨內老同志仍舊痛罵他「喪心病狂,獻媚共黨」。廖未幾遇刺身亡。

何香凝於共黨 1949 年建政後替其服務,前港澳辦主任廖暉的祖父即是廖仲愷,假如廖泉下有知,心裡必定有氣,猶如孫中山知道妻子宋慶齡「投共」的話,內心必定抑鬱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