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港譯為《逆權司機》)

談民主轉型、國家暴力的電影不少,其中以歷史事件為依憑的作 品也所在多有,但如何在傳達訊息的同時,說好一個故事、並兼顧必要的商業元素,《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絕對稱得上是典範之一。質言之,正是因為其明確「朝向大眾」的方向,這部電影才得以長成血肉、趨近於共感的最大公約頻率。

以公路電影的基本敘事模式來觀看──熟稔於特定日常語境的主角,在歷經一連串挫折、危機與陌生的事件後,獲得某種成長與體悟,從而改寫了原先的生活方式──《計》片並未在形式上做出太多突破性的嘗試;若更苛刻地審視這部電影刻劃議題的方式,則做為整部電影敘事核心的光州事件,從頭到尾都未被系統性地引介或者補述;原本應最具張力的、參與運動者的精神價值與理念(或者是最好著力的可能灑狗血之處),都被簡易地以「我們什麼都沒做,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們」的反映式對抗所同一,而未能衍生出更「深入」的對民主的嚮往與期許。

然而,這正是《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最難能可貴之處。這部電影的目標從來不在於帶領觀者認識事件,而是勾起觀眾對於理解他者與歷史的慾望。惟有收攏了力量的放出口,電影才能精準地打擊人心,在兩個小時左右的篇幅裡,召喚出對歷史、政治、甚至是生活倫理的新興想像。

為此,事件的簡略帶過是必要的,因為這本來就不是一部企圖補足觀眾歷史知識的電影;將主角設定成作為底層階級的計程車司機也是必要的,那是為了將敘事視角與大眾的位置疊合。大致可分為三段的劇情架構:在無風無雨的首爾對侵擾秩序的抗議行動不耐(阻礙交通、浪費學費的死大學生)/到光州後,開始對習慣的體制與認知方式感到困惑(國家暴力的直接經驗)/將自身認同於處「例外狀態」的群眾,並決定回到光州完成己身的責任(必須要將真相公諸於外的決心與勇氣),除了是讓主角與觀眾隨情節推演,一同往熟悉日常的邊境移動,更同時使兩者並肩完成了「我看見、我來到、我介入」的關卡設計。

那並非一種「連計程車司機都如此了,我們怎能漠視」的站在高位的指責與說教,而更是從自身經驗出發,看似不得不然的虛擬實境式的「個人體驗」。因此,主角的自責與困惑、他在分岔路口的猶疑不決,係屬各種利害關係衡量下的力的交匯結果,而非某種崇高理念的獻身,也就顯得愈加實際與平凡。

若再進一步觀察主角從困惑到行動的心境轉折,可以發現,首先對他發出倫理承擔要求的,乃是身邊親密他人的臉龐,而非面孔模糊的群眾或者下一代──換言之,是青年在植那滿是血汙的面孔,讓原本緊守個人責任的主角,第一次有了向他者敞開的倫理慾望;民主價值、言論自由,這些都不是主角所理解或在意的,卻是在他那「由自身出發」的關懷同心圓,逐漸往外擴張並包裹世界善意的同時,關於不受任何暴力侵害的基本人權的底線,被悄悄地勾勒出來。

從這點來看,《計》片簡直是一部過份寬容的電影:即使在最為用力的訊息傳遞時刻,它也不忘給大眾留點餘地。製造驚險場景、添加催淚元素、營造煽情氛圍,這些套路其實都可以被原諒,難是難在怎樣把創作者對歷史與當下的關懷嵌入,卻又不破壞故事的肌理。透過刪削的藝術,《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為具有強大言說意圖與動力的臺灣新興電影,打開了又一條朝向大眾的可能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