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雙十節,中華民國國慶。趁著這個機會,不妨談談民國史兩個具爭議性的問題。

第一個是目前的中華民國究竟與 1911 誕生的中華民國有沒有傳承關係。

主流史觀告訴我們,「辛亥革命」後的民國政府被北洋軍閥控制,而軍閥們普遍受列強扶植,賣國求榮,據地自雄。孫中山先生有見革命成果遭竊奪,遂提出「討袁護法」,後來更孤注一擲和蘇俄合作,改組國民黨,建立效忠「三民主義」的革命武裝 (即成立黃埔軍校)。終於,蔣介石帶領黃埔師生完成北伐,把吳佩孚、孫傳芳等人掃蕩,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此乃民國一次更新。日本侵華日亟,國府無奈應戰,主力軍盡失。戰後,國府疲憊,共軍乘機南下,蔣介石遷台。到了七、八十年代,一連串街頭抗爭,迫使中華民國走上民主化,台灣卒之變成現在的模樣。

不過,旅美作家余杰似乎對以上論述不以為然。在其近著《1927:民國之死》,他開宗明義說:「1927年是誕生了十六年的中華民國的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甚至是其滅亡之時」。為何余杰會有這種看法?他指出「南京政權仍亦步亦趨仿效蘇俄體制,以黨國一體化、黨軍一體化、黨政一體化為旨歸。在其冠冕堂皇的五院制當中,具有獨立立法權的國會和具有獨立司法權的最高法院,是不存在的;民選各級官員、代議士的制度和程序,也是不存在的。南京政權實質上是一黨獨裁,卻以『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部曲』欺世盜名。」相比之下,「北京政府畢竟有三權分立之結構、多黨競爭之格局、各級選舉之實踐、地方自治之嘗試,以及公民自由之保障」。又北洋軍閥如吳佩孚、張作霖,皆非賣國媚外,文化欠奉,他們很多個人修為及愛國情操極高。

「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國死於 1927 年北伐完成,刻下的中華民國則是被換上新酒的舊瓶,猶如賴清德所言:「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跟台灣共和國沒有實質分別,僅有名號差異。不時傳出蔣介石、孫中山銅像被破壞,益見現在的中華民國與 1911 年誕生的有根本分別。

第二個是孫中山究竟為「國父」抑或獨裁者。

從提出「五權 (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 憲法」、主張「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等,孫似是為中國開太平的政治家、革命家。

可是,堅持使用武力發動「二次革命」,不接受黃興建議用法律解決;一心一意用武力統一,反對陳炯明爭取「聯省自治」;疑心廣州商團受英國指使顛覆自己,大開殺戒,連汪精衛、胡漢民的勸阻都聽不入耳。凡此種種,謂其有獨裁一面也未嘗不當。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便有這樣的判斷:「在孫、袁、蔣、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 (皇帝)」無獨有偶,易勞逸 (Lloyd E. Eastman)《流產的革命》評價晚年孫中山「無論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變得日趨獨裁」。

青天白日滿地紅背後,藏有多少謊言,多少矯飾,多少無知,實在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