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幾篇有關六四文章之有感

今年是六四28周年,相信最大爭議的話題是中文大學學生會刊出了一篇聲明,表示不再參加與六四有關的一切活動,包括但不限於維園燭光晚會及各大學舉辦的座談會,旋即引起一片譁然,給不少人群起而攻之。在上周日城市論壇,由於浸會大學學生會代表辭令不佳、辯才遜色,被蔡耀昌和陶君行之流比下去(當然那天他們的發揮一定會比在大學搞的座談會更好,因為出席後者需要更強大的論述),乃至中大學生會聲明的所謂謬誤(故此葉一知嘗試作文本分析──中大學生會宣稱悼念六四終有結束一日就等同林鄭有朝發聲明學生會終有結束的一日,與及悼念六四便忘記本土如同清明拜山便忘記在世父母的奇怪類比);徐少驊認為批判比批評更難(說真的,「評」比「判」著實需要更高層次,皆因要有基本對命題的判斷才能評論下去),之後又說他們這一代人總不多不少地受到志文出版社的洗禮,奉人道主義為圭臬(其實除了人道主義者史懷哲以外,志文出版社也出版推崇共產主義(說明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支持關閉所有法國大學、進行階級鬥爭的沙特,所以「文青」實難一言以定義之);又有網民將其聲明與愛港之聲的論調作比對,特意指出其用詞及居心有異曲同工之妙。

看了如恆河沙數的批評文章之後,容易令人更加覺得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以前我們罵的是拒絕去維園悼念的人,今年我們轉換了對象,因為今年有一批人去得更盡,就是一概不理會六四,想必這一刻前者心頭大可一鬆,因為後者取而代之承受著了這一兩年間前者被批評的力量,甚至部分前者也開始批評後者。黃國鉅嘗試心理分析,認為支持這種聲明是以一種新犬儒(或者是另外一種犬儒)對抗舊犬儒的做法,無可否認,它可能是犬儒,但這種的說法就類似於以為反啟蒙也是一種啟蒙,所以反啟蒙與啟蒙是一體兩面。然而,我們應該知道這只是一種語言遊戲,兩者存在著一種本質上的不同,被人批評支持中大聲明的人是另一種犬儒,但是不論是新犬儒抑或是反啟蒙都是屬於一種「推倒一切重來」和「懷疑一切」的想法。以此,梁文道也犯上了謬誤,他用大陸學生在香港避談六四以保安全來類比中大學生會不出席任何六四活動,論述雖則他們堅守的價值結論不同但意義一樣,其實也只是回到反啟蒙也是一種啟蒙的邏輯謬誤。

目前九十後及千禧年後出生的人對六四的態度與上一代人迥異,不去維園晚會、自己搞講座,甚至發展至今年的「不出席任何與六四有關的活動」。事實上,他們真的沒有經歷過六四,沒有身同感受,缺乏同理心,沒有大中華一統情意結,這是自然不過的事。那些認為「我們應當如何如何、年輕人那豈能如何如何」的人,豈非每年也要悼念大飢荒、文化大革命、南京大屠殺等導致中華兒女生靈塗炭的大事件及出席其活動(前兩者同樣是你們狠之入骨的中共邪惡政權一手所造成啊)?作者廷認為要在良知與立場之間抉擇,我想這真的說大了,其實他在文章中也沒有點明主題,倘若真的有人以為一定要在良知與立場之間抉擇,這些人也很大可能是有良知的,同時也有可能,從心理上來看,這些人是以其行為來強化「我是有良知的人」的認知而已。

曾經何時,當年宣告另起爐灶,「兄弟爬山,各自修行」的人,會讓人評擊──「有冇搞撚錯呀!維園燭光晚會點可以不去?」今日,有一批人遭人批評──「有冇搞撚錯呀!有關六四的活動點可以不參加?六四點可以忘記呀?」香港人是善忘的動物,也是善於適應的動物。昔日,從七一五十萬人上街,雨傘運動再到旺角黑夜,那是進化,亦是演變。現在那些侃稱受到政治啟蒙的人們,對前者的說法又怎會持當天的標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