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之法與台灣釋法

陳雲經常在臉書言華夏文化的刑法不會穿透鄉黨,在上次的文章〈不可被陳雲掌握「華夏」之話語權〉中,我已經指出陳雲對論語的誤讀,證華夏之法會穿透鄉黨。今次我希望由批評走向正面建立,指出真正儒學之法制如何。此文之原初立意為針對陳雲對於台灣國同性結合之釋法,他認為「台灣的法官上演上帝的角色,宣判同性戀者有權結婚」和「華夏文化亡於中華民國」,本文欲探究台灣之釋法是否符合華夏文化。而在第一部分會先探究華夏之法制理論,而後論台灣釋法符合華夏文化精神,而陳雲之說乃源於對華夏之法制了解不夠透徹矣。

欲言儒者之法,不少人視法為法家之表現,不能體現華夏文化。誠然,華夏向來重禮輕法,《論語·為政》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只是用刑法雖可以令人民不敢犯罪,但同時不以犯罪為恥,因為人民只是因為害怕刑法,而非仰慕道德。相反,禮制可以教化人民,將道德內化(即所謂社教化),令人民成為君子淑女。是故華夏重禮輕法。然而,這不代表華夏完全無視法,《論語·堯曰》有云:「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四方之政要行,並非要「廢法度」,而是要「審法度」。在《禮記·祭法》亦有言:「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此謂堯之「賞均刑法」為「有功烈於民」,刑法並非萬惡,只是不能只用法而忘禮,儒者同樣會認為以法治國仍然有需要。可見華夏仍然需要善的法制,並非一言法就是法家。

然而,何謂善法?善法之權力有多大?又是誰去審視法孰善孰惡?要審視同性結合釋法必須更詳盡去了解華夏文化之法制,而《論語》似乎難以完全解答這些問題,是故必須參考後學而論之。而吾等認為在一眾後學之中,黃宗羲之《明夷待訪錄》最能體現儒者之法。黃宗羲為明末清初之儒士,他所撰之《明夷待訪錄》可謂曠世之作,雖未必如民初之學仕所言有如西方盧梭之《民約論》,但此作仍足以作為華夏繼續昇華之一踏腳石。在《明夷待訪錄》之下,儒學絕對可以現代化而不失儒學之精神。

《明夷待訪錄》言法並非只包括法制,而是泛指禮、法二者。在〈原法〉中,黃宗羲認為三代以上之法為「未嘗為一己而立也」,三代以上之法即為善法,即謂一善法乃為人民而立,黃宗羲舉了幾個例子,我援引其中一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為之學校以興之」即謂二帝三王知天下人要有教育,因此建設學校,是為天下人所立。相反,非法之法乃為一家私利所立之法,即謂三代以下之法。由此可見,善法惡法之別乃「為天下而立」和「為一己而立」。現在,我們可以解答「何謂善法」的問題,儒者之善法乃為天下人所立矣。

而要解答「法之權力有多大」可以參考《明夷待訪錄·原法》中的一段:

即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茍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後有治人。

其大意為:治法(即三代以上之法,上文所言之善法)可令昏庸之統治者為害減輕,而英明之統治者亦可以隨心所欲。治法之意義為有效而良好的法,如果統治者英明,亦不會視有效而良好的法為阻礙,因為英明者的管治亦為有效而良好。此處之管治者(下文之君權)不單單應理解為皇帝,當然在黃宗羲的年代其義即皇帝,但套用在現代,我們可以理解為擁有管治權力的機構,可能為現代國會。

黃宗羲立了儒學與法律管治之間的橋樑,雖傳統儒學重禮多於法,但並不代表儒學反對法律,黃宗羲就率先提出法律可以助君治國。在此段引文,我們亦可以看出其治法之地位比君主高,有法治精神之雛型。由治法可以令昏君為害減少,我們可以推測黃宗羲認為治法之權比君權高。因為如果君主地位比法高,治法根本無可能阻礙昏君害天下,因為君主可以隨時推翻治法。治法必須有某程度上高於君主的權力,方可以阻礙昏君害天下。此處其實亦暗合現代之憲法精神。

而要解答「誰審視管治者所立之法是否善?」可參考《明夷待訪錄·學校》中的一段:「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即謂管治者之是非未必為真,是故管治者的是非要由學校審視,即「公其非是於學校」。學校當然不是指現代的中小學,而是指儒士,即有如漢國之「太學」。而儒士在黃宗羲的心目中亦即「精英」,一些飽讀詩書之文人矣。在現代三權分立之架構中,法院正是一個代表精英的架構,法院之法官非經民選,而是一群讀書考上之精英,有如科舉中狀元之名士矣,而高等法院之大法官更是精英中之精英矣。是故可比擬為黃宗羲之「學校」。要注意,吾等只是認為黃宗羲之學校可以套用在現代之法院,而非黃宗羲之學校意思即為法院。

結合三個答案,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善法為天下人而立,同時有比君主高的權力,而精英(學校、法院)負責審視法孰善孰惡。

在得出華夏之法為何物,我們就可以嘗試判斷同性結合之釋法是否合乎華夏之法。若同性結合為善法,精英則有責任去認同此一善法,而此善法之權力亦應比管治者(國會)高。是故審視之重點為同性結合之法是否善法,若為善法,釋法之行為即符合華夏精神矣。上文有提過,善法惡法之標準為「法為誰而立」,同性結合是否為天下人而立?同性結合自然並非為一己之利而立法,而在〈原法〉中,黃宗羲亦有言婚姻之意義:「為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婚姻目的為防非分之事(淫即多餘、超越理分之事),當然,黃宗羲之「婚姻」為一男一女之結合。然而其義亦通用於同性結合,《論語·衛靈公》言:「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即謂禮之本質為義(正當性),只要義通即可成禮。婚姻結合之義為防止非分之事,不論同性伴侶的結合還是異性伴侶之結合亦可通於此義。《論語.陽貨》亦有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意謂禮之本質不是其細節形式(即儀),而是其義。只要義通,此法便為善法矣。若同性結合為善法,則以精英架構(法院)審視,令管治者(國會)立法實乃符合華夏文化精神,而非如陳雲所言,華夏毀於台灣矣。

不過,有一點我卻同意陳雲:同性結合不能冠以「婚姻」之名。此乃由於儒學之正名論矣,「婚姻」之實為一男一女結合,而同性結合應冠以另一名稱之。就如「生果店」賣生果、「甜品店」賣甜品,「婚姻」一詞由約定俗成下來就指一男一女結合,故不應胡亂破壞約定俗成,應另立新名以用於同性結合。正如荀子所言:「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謂之不宜。」婚姻之名冠於同性結合,便是異於約而不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