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為子隱」的意義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

孔子的一句「子為父隱」引起後世極大的爭議,亦成為反儒者攻擊儒家的主要論據。葉公認為父犯法,子證之,使之繩之於法,不徇私,即為正直。然而,孔子竟然認為子徇私而為父隱暪罪惡才是正直。「躬」就是「直身而行」的意思。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云,「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直,直在其中。」朱熹認為「順理為直」;順乎父子之親情即為順乎天理,所以因念父子之情而相隱才是「直」。這種把「親情」神化的解釋當然未能消解反對者對「子為父隱」的不滿。何晏《論語注疏》則曰:「子苟有過,父為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為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這種說法亦只是把「孝」這個德性神化,而未能把「因為孝順而去隱暪罪惡」這一個具體行為合理化。劉宗周的《論語學案》解釋就較為合理:「直之理,無定形,其發於本心而無違忤者。」人類的「本心」自然流露出來的道德行為,就是如實反映個人心中的道德,這就是「直」。然而,「此直之說也,曰直在其中者,無直名,有直理也,故曰從井非仁也,證父非直也,要於理之常而已。」

韓儒丁若鏞的歷史考據為「父為子隱」則提供一個比較合理的辯解:韓非子言「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與猶堂全書》<論語古今註>)竊羊是有罪,但在當時楚國的惡法下,竊羊者竟然要被處死;故此,孔子認為在此惡法下,子為父隱才是合符人情。故意「子為父隱」有特殊處境,並非放諸四海皆準的範例。

陳雲近日面書發一短文,認為「子為父隱」是「是要保存鄉黨(村社)的自治與自主,在小德的範圍(順手牽羊是小德有過),不要給朝廷的刑法穿透」。《聚言時報》的一位文風與本人出奇地相近的作者明夷,近日撰文<不可被陳雲掌握「華夏」之話語權>直斥陳雲為「曲解孔子本意」。明夷的理解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即子對待父親與路人不同即為直」,卻未有在文中詳細交代其詮釋之論證(其實路人與父子關係之分明顯是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所提出之見解,明夷未有落註腳,有抄襲之嫌)。

根據高達美(Gadamer)詮釋學,所以文本都是開放詮釋而沒有唯一一種解釋的。這不是說你可以隨意曲解《論語》,而是說你可以基於手上擁有的一切證據建構一個最合情合理的故事去解釋文本(至於這種詮釋的開放性或自由度有多大,則是另一個具爭議性的神哲學問題)。無論是在東亞漢文化以及西方基督宗教文化的傳統下,歷代文人皆有以注疏經典去創立新理論的做法。有些是顯然的曲解, 因為他們所採用的證據並不充分,或者論證不合理,例如董仲舒或朱熹對論語的詮釋;有些則是對於原文合情合理的演繹與發展,從而開創出新的理論,例如日本古學派(伊藤仁齋為首)與朝鮮實學派(丁若鏞為首)。不過,有些人卻會對於「曲解」直認不諱,因為他們根本無心做訓詁學、釋經學。以「父為子隱」一文之疏理為例,丁若鏞之解釋相對比何晏、劉宗周和朱熹都來得完整,是由於他旁經博引,嘗試理解文本當時的歷史處境,從而推測孔子當時之視域;然而這解釋亦未必絕對準確,因為我等永遠無法與孔子親自對話,理解他在說段話的時候背後的所有思想和感情。

文本詮釋空間的討論是有意義的。然而,批評一個從來只是「六經注我」的人「不注六經」,是沒有意義的。既然不是做訓詁,不是做哲學,你就只需澄清說「這人說的與我所學的不同」就好了。攻擊一個無意考據文本詮釋空間的人如何「曲解原文」根本沒有意義;有意義的攻擊應在政治論述層面上的攻擊,猶如章太炎對康有為的攻擊一樣。破而不立,必不能破;如欲取代別人,則當另立學說,就像我寫成《香港文化論》一樣。

按:我無意貶低明夷;他的思路與寫作風格與我相近,其哲學觀點亦有可取之處,只是根基不穩,論證不夠深入,而且對於註腳不太重視。多讀《香港文化論》與即將出版的《香港復國論》將有助改善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