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市長柯文哲曾嘲諷香港是個既無聊又「沒有自由靈魂」的地方。

面對如幼童般淘氣的柯P的挑機,對不少香港人來說,即便一個中佔時期的香港,憑藉英治留下的遺產,在物質與工具理性的層面上,再怎麼說還是比臺灣好。

而比臺灣更先進理性的香港,有人把同性戀者當成「不能以仁慈對待的畜牲」。恰巧同時臺灣的大法官卻裁定,他們是「要平等待的人類」,需受憲法保障其追求幸福的權利。

臺灣能走到這一步,不止是民主制度對天賦人權的肯定,否則解釋不了其他成功確立了民主制度的亞洲國家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猶豫。更可能的是,臺灣社會長時期在抵抗威權統治之中培養的人文質素,讓部份人在對抗一個輕視人命與人性的極權同時,保留着對他人的溫柔,讓他們明白民主制度不僅是多數決並行使多數暴政的遊戲,而是選出適當的人利用法治把社會資源分配到需受到保護的弱者。香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臺灣人太喜愛訴諸情感了,會搞垮民主制度。香港人不明白的是,民主制度的賣點不是吃飯的效率,而是對人道精神的追求。缺乏了這種對人性的同理心,臺灣的民主根本走不到這地步,就像那個彷似每天都有內亂卻永遠不會倒下的中共帝國。

傳統的自由主義者對政府機能的看法是,人是目的,政府是手段,為了確保個人追求幸福與實現自我的權利,哪怕再小眾弱勢都要被平權。觀念落後的極權國的起手式通常是以祖宗家法為藉口,或通稱的「國情」,把統治當成目的,人當成手段,將人追求幸福的權利壓縮至難以觀測。

因此,就算動員整個國家去霸凌一個誠實道出「國家沒自由空氣」的女孩,也恰如其分。這些人,哪怕情感表達得再澎湃、再激昂,都無法對一個人深埋心底的純真產生同理心,因為對他們而言,情感是集體的、「祖國」的,不屬於個人。如果有人膽敢把情感與表達私有化,擁有自由靈魂,就是敵人,或者是敵人的朋友。就如官媒說『還有就是意識形態不同者。有的人可能出於個人政治觀點仇視現行社會制度,覺得「他國空氣都是甜的」,於是,便想通過間諜活動妄想顛覆現政權 —— 你就知道這種國家對小眾寬宏到哪裡去。

看看臺灣被中國拒絕加入世衛的事件,是的,這種國家是會把意識形態的問題,放置在2300萬人的性命安危之上。因為2300萬個個體的福祉,遠不及與別國的博奕重要,遠不及政權的正當性重要。因為你弱,弱者在極權國中沒有嗆聲的權利。李明哲為什麼會被拿來「祭旗」? 因為你一個人的生存權不比帝國宣示主權重要 —— 就算李本人非常關注極權國裡面那些被壓迫的個體。

在臺灣與香港不時有人說中國有支付寶很先進,我們也得加把勁,卻不提那個實名登記的制度其實就是隨意讓政府剝削你的私隱與自由,再替你量身訂做一種強加的幸福。這種不是自己去追求,不是透過被大眾諒解,不是被國家憲法保障的幸福,說到底只是一種可被政府予取予攜的家畜自由。這個國家所做的一切,就是要透過「針插都唔入」的手段去消滅任何實際意義上存在的人類個體,讓自由、尊重、幸福、真誠等可以證明人類「存在過」的價值永遠封印在陽光未能所及之處。

中國殖民者把他們拿手的在香港再演一次,干涉的豈止是一般的公共行政。有些東西,就像說「空氣很差」一樣,明明動搖不了統治根基。Uber不會搶走一般的士客人,大家的客路沒有交集點,卻非得讓共享經濟參與者身陷囹圄;Hidden agenda讓營役的年青人在百忙中聽一些不那麼從俗的音樂,喘息一下,卻遭受異族統治時都沒有執行過的嚴刑峻罰;在御宅聖地玩「一番賞」遊戲,獎品不是錢,所得的膠公仔要轉手也沒賺頭,卻誣陷那些小眾到不行的宅宅與經營者在非法聚賭。這是權力慾的問題,與社會秩序無關,就像柏楊所言,中國傳統是強者有對弱者抄家滅族的權利。

假使柯P是對的,那麼當我們有些人還在借辭「核突」,甚至不惜滑坡成「不如人獸交都合法啦」去否定一種不損害法下自由的小確幸,漠視少數瑟縮在牆角飲泣的自由靈魂 —— 哪麽,自由靈魂被埋葬,孰能無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