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銘 (汪精衛) 是中國近代史上具爭議性的人物。1910 年,他 (已加入同盟會) 曾與喻培倫、黃復生等密謀行刺攝政王載灃被捕,留下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為人傳誦。「辛亥革命」後,汪獲釋赴法國,「二次革命」時被孫中山急召回國,從此成為孫左右手。

汪兆銘英俊貌美,文筆出眾。1925 年孫中山臨終前預立的三份遺囑,兩份即由孫口授,汪筆錄。「聯俄容共」展開,汪貫徹執行孫意願,左傾作風惹起戴季陶、林森等「西山會議派」不滿。

1926 年 3 月 20 日,「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介石成功替換與汪兆銘親近、反對北伐的蘇聯駐廣州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汪頓失依靠,唯有以治病為名,離開中央權力核心廣州,前往法國。未幾,蔣誓師北伐,自任總司令。

蔣介石手持黃埔軍校訓練出來的革命武裝。堅決「反共」的立場,使他得到「西山會議派」支持。國民黨左派如宋慶齡、何香凝覺得受排擠,遂聯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 (如毛澤東、周恩來),在武漢另組「國民政府」,推戴汪兆銘回國出任主席。1927 年 4 月 12 日,蔣在南京下令「清黨」,寧漢於是分裂。

汪答應到武漢,已見他不甘屈服於蔣之下。余杰《1927:民國之死》更指出:「汪回國之後,言行更加左傾。後來,史達林同意向武漢政府發放一千五百萬貸款,跟汪兆銘出面主持武漢政府不無關係。」

不過,三個多月後,汪兆銘也宣佈「分共」。與唐生智關係惡化,汪從武漢奔廣州,依附張發奎。張發奎打算趕走留守廣東的桂系將領李濟深、黃紹竑,怎料中共張太雷、葉劍英等人乘機策反張部分軍隊,發動「廣州暴動」,汪被指「甘受第三國際指揮,唆使張黃竊據百粵、勾結共黨、焚劫廣州」,心灰意冷,12 月 16 日赴法。

左舜生評價汪兆銘:「大抵汪之爲人,富情感而易衝動,經不起刺激,偶爾也喜歡弄一點小聰明,多少帶一點黨人的積習,但本質則仍不失為一讀書人。」

脆弱多情的文人不適合做政治家,余杰講得好:「也正是因為文人習氣,汪精衛動輒稱病辭職、出國考察,他公開宣揚『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態度,不斷上演『出國』和『歸國』循環劇目。時常離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祖國,這樣做有害於紮實經營培植自己的派系和實力。這種任性的性格,是政治家的一大弱點。」

加上不喜歡軍事,只知演說,步入三十年代,日本加快侵華步伐,回歸國府的汪兆銘,建議張學良出兵抵抗,「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跟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相抵觸。他又不相信國軍有足夠實力抗衡日本,堅持利用外交手段和平解決問題,結果與當時社會民情背道而馳。

「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揭開序幕。汪兆銘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介石。

對軍事實力懸殊的過份憂慮、不願屈居蔣介石之下的心態,卒之導致汪對日本親善,和日人合作,建立「偽國民政府」,他親自擔任「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長」,陳公博任「立法院院長」,周佛海任「財政部部長」。陳、周皆於 1927 年支持過武漢國民政府。

日本戰敗投降,汪兆銘從昔日革命烈士變成大漢奸、賣國賊。

然而,李怡說:

「著名古詩詞專家、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葉嘉瑩當時亦居於上海,她說當時在廣播中聽到汪精衛宣佈要建立政權時,舉家歡欣,覺得有中國人的政權代日本人管治,總比較好」

「生活在日本人管治的淪陷區,日子並不如想像中難過,因為即使日本和汪政權行惡法,但至少是百姓可以依循的法,不會是無從依循的無法無天,但百姓總算過得安穩。故有人說,汪精衛實質是在保護人民,這種思想在其詩詞創作中亦可窺見,陳寅恪、吳宓等學者都認為當時中國國力不足,太平洋戰爭前也看不到英美等國會出手相助,加上中國軍隊一打即潰,所以當時的有識之士都覺得以求和的方式來穩住日軍的進攻,以爭取時間。」

史家陳寅恪在汪去世時寫有輓詩,把他與南宋傀儡皇帝劉豫相提並論。余英時則曰:「在我的認識中,汪精衛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註定了。」(重版汪精衛《雙照樓詩辭滙》序)

大漢奸?賣國賊?未免看得太膚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