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真理無懼》(Hannah Arendt)──『無知』比『邪惡』駭人更甚

西元1960年,以色列猶太特工綁架了一名納粹劊子手──也是負責執行希特勒民族大屠殺命令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o Eichmann) ──,在耶路撒冷展開世紀大審判。而逃過大屠殺的猶太裔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不畏自己二戰時親身經歷的死亡陰影,決定親臨審判。

艾希曼被稱為「死亡的執行者」,身為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人,他被以「人道罪」等15條罪名起訴,且有許多大屠殺的受害者出面作證 。然而艾希曼面對控訴,均以「一切都是依上級命令行事」作答為回應,漢娜・鄂蘭發現眾人眼中的惡魔,其實只是自認為「依法行政」的平凡人。

漢娜壓抑著曾遭迫害的創傷,冷靜刻劃對審判的觀察,不但提出「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更大膽指出猶太人也是悲劇共犯。她說:「拒絕思考,讓一般人犯下巨大的惡行。」文章在《紐約客》刊出後¬輿論四起,讓她飽受攻訐與威脅,甚至眾叛親離。但她毫不畏懼,持續捍衛思想,終生論述邪惡本質,掀起20世紀思維狂潮。

漢娜・鄂蘭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書中提到:「如果(基於實用目的而言的)猶太人國家領袖本古里安想強化這種『猶太意識』,那可不太明智,因為這種心態必須先改變,才能真正具備國家地位,必須具有國家地位,才能讓猶太民族與其他民族平起平坐,與其他國家享有同等權利,而要達成這個目標,必須實現多元化,摒棄行之有年、與宗教緊密連結的二分法思維。」 足見漢娜鄂蘭跳脫歷史中的仇恨與憤怒,聚焦於審判程序、正義問題,而非著眼猶太民族苦難史、極權主義、德國民族史。

思考才是身為人的本質,一旦一個人不去思考,他也沒有良心去判斷自己的所作所為了,這時候的「人」只淪為一種工具,就像阿道夫・艾希曼一樣。

關於許多電影中不可或缺的「邪惡」與「反派」其實是多少人心理的縮影。連結到台灣作家、影評人馬欣在其著作《反派的力量:影史經典反派人物,有你避不開的自己》(2015)中,將黑暗面比喻為人心的儲藏室,「每個人都有那部份,不清掃、漠視它,遲早黑暗會淹沒過來,那跟『失控的正面思考』一樣,你逃避的,它不會消失,總有一日會撲將上來。我盼望,那些電影裡反派的人生,或許能給人與社會一點反思的力量。」 雖然本書並未提及《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這部作品,但如此對於反派的定義不僅能體現於虛構象限中,在真實歷史的人物身上也能有所映射,我甚至認為,雖然馬欣的反派見解與漢娜・鄂蘭的「邪惡的平庸性」理論係針對不同領域的思想,仍可以遙相映照。
如果試著以法律觀點來看艾希曼,首先,一直強調的「依法行政」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從法律金字塔階層而言,命令在有法律授權而不牴觸威瑪憲法的前提之下,係符合初級規則的概念。而從次級規則(承認規則)來看,在當時法西斯主義盛行之下,種族淨化如火如荼地展開,這是被理所當然地接受的;反觀猶太人,此行徑顯然侵害他們的生命法益而不容接受,但因當時的德國社會並未出現大規模反抗,因此,在承認規則之下,仍將之視為符合。易言之,此項行為具法律效力。

再者,艾希曼執行運送的工作是符合法律規定的,因其乃依據希特勒的命令而具合法律性(legality)。由於當時希特勒乃是依據威瑪共和憲法體制下的民選總統,具一定民意基礎,在其統治本身乃被人民認同的前提下,其種族淨化的政策其實亦具正當性。

那麼為什麼艾希曼的行為既具法律效力又符合法律正當性,時過境遷,反成為審判中的眾矢之的?這與法律的力量(force)有關。因為艾希曼身處兩個價值體系完全不同的時代,他從奉公執行命令的忠臣,成為冷血殺害無數猶太人的千古罪人,轉捩點即是二次大戰。權威的轉移使艾希曼隨著希特勒的殞滅而唇亡齒寒,若希特勒為二戰勝方,受審的人是否仍會是艾希曼?我們又該如何回應這些威權體制的協力者?歷史這面照妖鏡,至今仍鋒銳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