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南韓:東亞兩大文化帝國

上個月我在格拉斯哥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系的研究進度分享會上,簡介了我的博士研究題目:「自我認同:我等如何能夠建立文化自我?論齊克果之文化認同」,說到文化的定義時,有同學質疑我所言之文化是否包含「次文化」。但我對文化的定義本來就不願陷入「主流文化」與「次文化」這種無謂的對立,因為無論你把文化定義為價值系統/精神或是生活方式,或是世界觀或理解能力(詮釋學定義,也是我採納我定義),說到底「次文化」也會被視為一個文化其中一種展現的形態,與所謂的「主流」還是同一體的。既然如此,這種區分對於文化哲學的研究似乎沒有實際作用,即使可能對於美學和文化批判有點意義。事實上,「流行文化」或「次文化」不一定是反文化的;相反,根據詮釋學的觀點,動漫、流行歌等等即使對於既有文化傳統作出批判,這些批判之所以出現,也是由於作者首先繼承了文化傳統,然後對傳統作出反思。由是觀之,當一些所謂「反文化」的次文化創作被帶到其他文化社群的時候,其實也就是把一些文化反省思辯也帶到其文化社群當中。當一個英國人讀魯迅的《狂人日記》英譯版時,他不僅看到魯迅如何貶低中國傳統文化,而且還由魯迅的角度窺探二十世紀初中國傳統主義和反傳統主義之間的爭論。

 

在美學上,我當然看不起流行歌,可是跟動漫、電影、電視劇等一樣,他們亦有傳承文化傳統的功能。至於傳承文化功能的強弱,並不在於他們的內容有多擁護文化傳統,而在於他們的內容與自己的文化傳統存在多少的對話–––無論是認同還是批判自己的文化傳統。如果一個「次文化」對於自己的文化傳統漠不關心,連「屌都廢事」,就是與自身文化脫節,失去了傳承或促進文化溝通的功能。今日香港的大部分的流行歌、電影或電視劇抽離於香港當下的文化及社會問題,在政治高壓的環境下不敢作出深入的自我反省,結果其作品當然被外人輕視。

 

然而,日本和南韓卻成功地利用流行文化和次文化去傳承傳統文化,以及促進自身文化的向外擴張,成為東亞兩大文化帝國。兩國雖然經濟發達,但是卻面對嚴重的內部政治和社會矛盾(南韓政府貪腐、財閥橫行霸道;日本官僚主義嚴重,社會階級森嚴,年青人難以得到晉升)。經濟實力故然為文化產業提供發展的基礎和內銷的市場,但是社會問題以及相對自由的政治氣氛也刺激了文化人對自身文化的反省和批判,為創作提供靈感。於是日本動漫和ACG文化就發展蓬勃,稱霸東亞,甚至進入歐美市場。早在我母親的年代,香港的孩子已經在看日本的卡通和漫畫了,日本流行曲亦十分普遍。動漫界的寶座被日本捷足先登,南韓總是久攻不下;然而,南韓近年卻在流行曲和電視劇上漸漸取代了日本在東亞的地位。韓劇《大長今》把韓風吹到港澳台三地,K-Pop亦因為《江南style》一曲而打入歐美市場。無知的英國人過去連南韓在那裡也不知道,現在卻都知道首爾有個叫「江南」的地方。中國再強大,其對西戎與東夷之文化影響,卻遠遠不及有動漫的日本和有流行曲的南韓。

 

若將日本與南韓兩個文化帝國相比,在文化擴張上,日本當然比南韓成功得多。歌詞膚淺、舞藝低俗的韓國流行曲根本無法與自身的文化傳統產生連結。近年的韓國電影如《屍殺列車》,或韓國古裝電視劇《商道》等雖然有批判韓國社會問題之隱喻,韓國本身保留下來的文化傳統不及日本的強,能夠與當代構成的對話和批判反省亦較少。年青的韓國人只識諺文,不識漢文,無法讀古籍;韓國失去了北方故土,失去了李氏朝鮮的王室道統去傳承禮樂。反之,日本傳統文化在萬世一系的天皇君主立憲制、神道信仰和日文漢字的傳承下得到保護。故此日本的文藝創作就有更多與自身文化傳統對話的可能。漫畫和動畫《銀魂》以幕末時代建設架空歷史處境,把外國人醜化成奇型怪狀的「天人」(外星人),就表現了以東洋文化排斥西方文化侵略的思潮。沒有被武俠化和浪漫化「忍者」傳統形象,《忍者亂太郎》或是《火影忍者》都不可能存在。武士階級雖然已被廢止,可是武士見義勇為的英雄形象卻廣泛流傳於日本動漫作品。《百花繚亂 SAMURAI GIRLS》固然是直接萌化和女性化武士的作品,可是超人、高達等其實都保存了很多日本武士的影子。甚至ACG文化下的蘿莉、正太、女僕、女學生等造型,表面上與日本傳統文化無關,事實上都表現出「日本化」和浪漫化後的洋裝如何展現出日本美學裡特有的「萌」。多姿多采的日本傳統文化為百花爭鳴的動漫提供大量素材。韓國輸給日本的不在於畫功或是創意,甚至與語言障礙也無關;韓國輸在傳統文化資源不及日本豐厚,而且國人與自身傳統文化的對話亦嚴重不足。

 

香港如欲成為文化帝國,則必須鞏固現有僅存的文化資源,特別是基督宗教和儒釋道留下來的文化資源,並且與之進行對話(傳承或批判也好),從而產生文化創作。香港依然書寫正體漢文,保留文言文之教育,人們對於古籍仍有認識,故此若效法韓國大力發展具有反省性的歷史小說、古裝電視劇或電影,本應可以開拓新的海外文化市場。只是香港是一個比日本和韓國更要絕望的國家;因為日本人和韓國人再絕望,依然會拿起鋼筆與社會拼命,以鮮血繪畫出新的文化,而香港人每當絕望就想著要逃避,要移民;在這種軟弱的心態之下,人們當然不願反省自己,無暇面對文化傳統,就算有再驚世的文藝作品在香港出現,恐怕也只會被唯利是圖的香港人棄之如敝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