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是污煙瘴氣,霧霾彌漫,一國是山明水秀,環境優美;一國屢屢爆出食品、產品安全醜聞,世人皆對此嗤之以鼻,一國以用家安全為上,產品往往受人(尤其是中國人)所熱捧;一國的國民是自私自利,態度惡劣,以破壞別國的名勝為己任,一國的國民是溫文爾雅,彬彬有禮,是著名害怕麻煩別人的民族。不用多說,前者就是中國,後者就是日本。然則,何以一個幅員遼闊,有五千年文化底蘊的泱泱大國,竟在這麼多方面不及一個長期處於落後,資源困乏的小小島國呢?戴季陶的《日本論》在不同方面作了中日的比較,例如宗教的信仰、民族的特點、對美的態度等等。雖然戴的《日本論》著於八十多年前,但筆者認為戴以不長的篇幅透徹地解釋了中日兩國差異的背後原因,而其理論相信仍能應用於今天,現在下文詳細闡述之:

 

1. 日本善於吸納外來文化

 

就目前的世界標準而言,日本絕對可稱為高度文明的國家,既有民主自由,又有成熟的公民社會,而且國民質素之高亦是世界所公認的。反之,中國則是極權專制,社會充斥反智理論,國民喜於羅浮宮的水池浸腳的國家。戴認為這關係到兩個民族的特點。日本島最初的人口除了原居民以外,有大部份來自中國,朝鮮、蒙古及亞洲大陸的移民,這些移民帶著相對高等的農業,手工業技術到來,而這一段長時間的民族揉合亦為日本帶來外來文明。對於日本而言,中國是其文明的主要輸入國,當然還有印度等等,總而言之,日本可以算是靠外國的文明發展起自己的文化。日本在聖德太子攝政後開始積極輸入中國(當時為唐朝)的文字、儒家思想、佛學、藝術等等,日本透過不斷的引入外來文明,充實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戴多次強調缺乏外來文化的純綷的日本文化並不是甚麼,只是“和南洋土番差不多”,而他又稱讚日本民族強大的適應力,指其一無所有地由海上漂流到島上,卻能平定土番,滋養生長,又從高麗、中國、印度引入文化,並一一加以消化,孕育出一種特性,完成自己的國家及文明建構,換句話說,日本今天的文明也就是吸納外來文化,努力向上的成果。

 

除了中國的唐朝時,日本第二次大量輸入外來文化就是德川幕府被逼開國,黑船到來的幕末時代,而這亦是斷定了中日日後文明差異的重要時期。當時(19世紀中葉),中日面臨著類似的境況,當時清朝屢屢在對外戰爭中落敗(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次役等),而日本亦脇迫於外國勢力(歐美的商船及俄國的政治壓力),但兩者後來卻走上徹然不同的道路。中國(清朝)經歷了洋務運動及百日維新的失敗後,最後才在辛亥革命後建立起共和政權,然而內部仍處於長期分裂,內憂外患不斷。日本則是催生出倒幕的「尊王攘夷」的運動,並在大政奉還後,開展以「開國進取」,「脫亞入歐」為目標的明治維新,成功使日本成為當時新興的強國,例如1898年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取勝,1902年與光榮孤立多年的世界強國——英國結盟,1905年戰勝列強俄國等。當然,中國失敗以及日本成功,當中有許多復雜的原因,而且兩者直接的可比性不大,例如洋務運動是由上而下,官僚主導的,而倒幕運動則是主力由武士一個階級所領導的,即使以及後的明治維新與之比較,亦是本質上的不同(洋務運動是保守官僚領導,而明治維新的操作則落入進取的,激進的開國元勳及武士階層)但我們亦能從中看到中日兩個民族的不同之處。洋務運動是「師以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維新運動的速變、全變又受到朝廷、鄉紳、百姓反對,連興建鐵路都被國民以破壞風水為由大力反對。而日本在幕府一倒後,立刻全面學習西方,學習英美的銀行商業制度、法國的法律、德國的議會制度,而並非單單學習兵學,並非只有船堅炮利。中國民族囿於吸收外來文化,大和民族則善於接受文明的輸入。
戴認為日本之所以在幕末生出民權思想和歐化主義這些貼近現代文明的產物,正是它受了外來的感化,才能夠產生了現在的文明。日本是善於吸納優秀文明的島國,反之,中國則恃著自己有悠久的歷史,以天朝自居,「自大主義」盛行,終使兩者走上不同的命運之道。

 

2. 中日民族信仰力之差別

 

何謂信仰力?戴引用孫中山的說話「一種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為力量。」,說明信仰是一種主義,是一種有力量的生存方向、生活方式。戴又指信仰力具有多面性,並非只有宗教性。在不同形式上,大和民族的信仰力都是確確實實地比中國民族優秀。

 

先談談宗教性的信仰,戴花大量的篇幅描寫及解釋日本神權的迷思,他指日本民族是不折不扣的「日本迷」,即使在日本從歐洲輸入科學精神後,仍有不少學者迷信日本的「神權」及「神造國家」學說,迷信日本為萬世一系,最為優秀的國家。戴認為比起佛教,神道教才是日本最盛的宗教,因為只有神教排斥佛教而沒有佛教排斥神教的事,而神教的興盛正解釋了為何日本人如此沉迷於他們的國家。神道教主張的是愛神、敬神、信神,而天皇就是神的表現,奉獻於天皇的大權就是日本人的信仰。所以當神道教在明治維新後被推為國教時,日本人對國家以及天皇的奉獻之心只增不減,更造就許多震驚世人的事件,例如二戰中的「神風敢死隊」,為報恩於天皇,自殺式地擊毀美國海軍軍艦,正是日本人愛國,犧牲精神,信仰力表現的極致。

 

除了宗教外,日本的武士道亦是日本人信仰力的體現之一。雖然武士道在早期出現時,不過是封建制度下武士服侍主人(藩主)的報恩主義,但後來卻發展出多面性,戴認為武士生活可以稱作「血淚的生活」,「血是對家主的犧牲,淚是對百姓的憐愛」。武士道成為了武士階層的精神追求,武士道其中的兩個體現是「仇討」和「切腹」,前者是復仇,後者是自殺。兩者都是「生的奮鬥」,具備決心和勇氣,缺少信仰力是絕不能成就的。更重要是,武士道的精神並不只存在於武士階層或是男子,例如幕末青樓女子對倒幕運動的付出,同樣能以武士道的「助大刀」精神加以解釋。戴更指「連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藝術』當中,都含著不少殺伐氣。」,日本人亦沒有中國「晉朝人清淡而不負責、六朝人軟弱頹喪的墮落毛病。」

 

反之,大多數的中國人的精神層面則較為衰敗。從宗教性來說,中國與日本有相似的地方,例如兩者均有信奉佛教、均是泛神論者等等。但是中國人抱持的信仰與日本人對天皇的祟拜,「日本迷」的信念是本質上的不同。在此筆者無意進入復雜的宗教討論,只以大多數人同意的立論 ── 中國的宗教多為個人主義的迷信祟拜 ── 來解釋之。戴以一個生動的例子詮釋了這個說法:一個賊祈求自己的壞事不被發現而拜神,而被偷東西的人則為了找到賊人而拜神,這顯示了中國人的信仰就只希望自己受到保祐,只是迷信,是只有「打算」的想法。戴大力批評這種中國人的迷信,他認為中國人不會有無私地「下井救人」的信念,而只懂作自己的利益,這種「下水思命,上水思財」的心態,是無法產生日本人的那種生的奮鬥的。故在大多數中國的宗教,是無法提供人民需要的精神糧草,亦造成中國人信仰力低下的原因之一。

 

此外,戴亦以戀愛以及戰爭二事提到中國人的信仰力之低。戴認為中國人並不把戀愛看成一回事。在封建時代的中國,男女的結合多是由父母安排的,連社會低層的男女的自由戀愛都是冷冰的處理,並無體現出所謂的「愛力」,(雖然日本也有類似父母安排婚事的傳統,但愛欲的豐富則是中國人望塵莫及,浮世繪及藝妓文化,乃至大量對各種愛的描寫的藝術,亦是有力的證明)。在戴的眼中,中國人把男女關係當成遊戲或是自我打算,使其作為一個民族失去了生存的意義。而中國人戰爭的態度亦被戴所指責。他認為中國人打仗只是為了升官發財,士兵為十幾塊錢,長官為加官進爵,缺乏為目標而戰,視死如歸的信仰,所以中國人的戰鬥觀念是把物質置於精神上,貪生怕死,而不是日本人的精神戰勝一切的意志決定論。

 

故此,戴認為日本的民族信仰力遠遠超越中國的,如果中國無法把「中國的自信力恢復起來」,則任何形式的主義均無法把中國救起來。

 

3. 對美的態度的分別

 

戴認為除了信仰力以外,美是一個民族生存的重大推動力。美不僅僅是人類文化的元素,亦是民族進步的一大要素。日本毫無疑問地與「美」扯上關係,日本的各種藝術:繪畫、園藝、雕刻、詩歌等等都是美的表現,而日本作為一個島國的自然風景之美當然也是其中的代表。但是,中國亦是好美的民族,自小我們已吟誦古人對高山河川的讚嘆的詩,又常聽到中國自然景觀的壯麗,難道中國人不同樣是好美的民族嗎?對於這個疑問,戴有這樣的解答:

 

他認為兩個民族最大的區別在於兩者發展的趨勢,日本對於美是不停地增長養成,中國則是把生活的美拋開,只講道德性理而不講美,使中國的美的發展停滯不前,在物質與精神層面也在倒退。日本的美是大程度上不斷地發展充實的,雖然一開始的美是模仿唐代的文化,硬生生被引入而難以消化,但經過時間的蘊釀,到了武家時代,則變成了揉合中印以及日本自己的民族獨特性的美。文藝本來一直是貴族享有的,但這時也開始普及開來,民間的文學,藝術均發展起來,美就由此成熟興起。即使後來日本引進西方思想,進行歐化改造,亦無損日本人民愛美的習性,甚至得以進一步發展,例如當時大量西方著作翻譯到日本(如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等),使日本的文學建構於西方與東方的美的結合,令其更形發達,而同時茶道、花道等傳統亦被完好地保留。

 

但中國的美則並無太大的進步,即使文明的肇始比日本超前數千年,對於美卻是呈倒退的姿態。例如戴身處的民國時期,孫中山提倡對衣、食、住、行、印刷的美的追求,也就是作出對美衰退的挽回。戴亦透過自身的經歷形容當時中國的美的朽腐,他認為只有中國的農村有僅餘的素樸的美,在城市中,建築都是毫無生氣,方方平平的,極少有日本普通百姓也有的造園心思,把「天然風景縮小若干分之一」放進家園,使人享受自然之美。

 

這種看法即使放在現今的世界也無不妥,從中國百姓和日本百姓的生活、中國與日本的環境相比就可以清楚了解戴的批評有其獨到性,日本民族之愛美的確勝過中國人。而中國人對美的追求的下降,亦使其對生活的進步的追求相應地下降,繼而擴大中日環境、國民道德、精神之美的差距。

 

總結

 

筆者認為戴所提到的中日之比較,確實能用來看今天的中日。雖然現在是全球化的世代,中日兩個民族可能因而出現少許的改變,然大體上民族的特性並無消退。日本在戰後接受美國的佔領,徹底地吸收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概念,迅速復興了國家;中國內戰結束後,卻是固步自封,亦無法實現共產主義 。日本人戰後的經濟奇蹟,多次天災後所呈現的堅韌,與中國人人人希望逃到國外,天災(多是人禍)後的不守秩序的行為形成強烈對比。日本人愛好自然環境,致力保護他們的山川森林;中國人以「發展才是硬道理」,犧牲美麗的大自然以換取不持續的經濟發展。這些種種的情況亦可以《日本論》所提及的原因解釋,中日文明差異的亦在於此。

 

本文只是筆者閱畢《日本論》後的個人感受,以上的討論實未經科學以及嚴謹的思考論證,可能出現較為粗疏和偏頗的立論,如有不合於理,希望加以指正。而礙於篇幅所限,本文提及的三個原因亦只是其中三個較重要的且可比較的,故未能完全深入地討論《日》一書,只能簡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