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脫殖:澳門悲劇的邊陲敘事

在半世紀前同一天的澳門,發生了或許是本地近代史上最為大型的「暴動」:澳門人衝擊當時作為政治中心的總督府,而澳葡政府選擇以戒嚴及彈壓作為回應。最後,澳葡政府不但未能乘時穩固其殖民統治,更反而丟失了僅有的政治權力。而對於澳門人來說,直接的效果固然是令澳葡政府讓步,但同時亦不知不覺把話語權讓渡予左傾的華人精英,由此半世紀澳門的「代理政治」模式正式開始並延續至今。即使名義上的殖民時期已經完結,但帝國政治的運作邏輯卻被新的宗主國繼承,甚至是前所未見地深入及徹底。

從今天的政治現實,或是當時的脈絡去詮釋1966年的事件,當然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看法。嘗試窮盡不同的觀點,而得出一個相對貼近真實的答案當然是可能的,但就其意義而言,除了是純粹的歷史研究以外,其作為澳門近代政治過程中的重要事件,以及敘事背後的政治議程,似乎仍然保留著相當廣闊的對話空間。這裡當然不能詳實地回答這樣一個複雜的問題,而僅是嘗試進一步拉長整件事件的時間軸,把1966年事件放置進一個更長的時間及更廣的空間脈絡上。換言之,這裡要問的問題,是到底「一二•三」事件是鑲嵌在何種更加普遍的歷史趨勢中的?

事實上,中國與葡國兩者之間的衝突,早在1920年代開始就已經出現。1952年的關閘事件,更與14年後所發生的衝突呈現著一種相當類似的形態。這兩次事件中兩造的交涉,並不只是單一民族國家: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葡萄牙之間的拉扯,而是先前帝國擴張下的殖民體系,在兩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退縮,以及隨之而來的,亞洲民族國家體系的建構及確立的互動下所衍生的力量。作為一個在政治上相對自治,但地緣上位於新興民族國家邊陲的這些地區或港口,固然是帝國在亞洲版圖上的,苛然殘存的證據,但它們同時也是新興民族國家「矛盾的願望」,一方面是民族國家亟待收復的失土,另一方面又嘗試憑藉其國際性格,榨取其僅有的剩餘價值,並突破1950年代以降意識形態的圍堵(如香港或澳門之於1950-60年代的中國)。

1945年以後的亞洲主要民族國家中,皆可以發現上述相近的例子:與澳門最相近的例子,便是香港於1967年所爆發的左派暴動。除此以外,濟州住民在1948年被大韓民國政府屠殺、沖繩於1971年「被回歸」日本、錫金於1975年被印度吞併、1965年新加坡被逼獨立、台灣於1945年被中華民國政府佔領等,皆是夾在舊殖民主義與亞洲民族主義中的邊陲,成為了被兩股力量擺佈的客體。1960年所謂《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的民族自決權利,最後淪為了地緣政治下的犠牲品。當邊陲城邦及地區未能趕上脫殖浪潮,從而成為民族國家一員的時代列車時,便只有等待被民族國家徹底同化及併入的命運。沖繩、濟州,台灣等地方,尚且能夠通過民主轉型及其附屬機制,從而保留其部份的文化認同及政治權利;而香港,澳門則在極權中國的侵佔下,成為二次殖民地,並面臨被威權國家完全吞併的命運。

國家體系

台灣學者吳叡人指出,當代東北亞地區的「國家形成處於一種受挫的,未完成的狀態」。換言之,雖然至二戰以降,亞洲的國家格局基本得到確立,但這種國家形式僅是徒具形式的,因為民族主義的願望並未有得到滿足及完成。例如在1949年,雖然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當時的國家建構對民族主義的願望來說,仍然是未完成的,因為西藏,香港,澳門以及台灣皆處於尚待「收復」的狀態。而在亞洲的其他地區中,依然可以看到民族國家與各個尚被帝國力量控制的殖民地港口,或是在戰爭後被暫時佔據的島嶼,又或者乘時成為自治政體,但依然未能確保自身生存的新生國家間,不但在地理上處於毗鄰的關係,同時亦是政治上敵對的兩個政體。

「地理鄰近性」與「政治對抗性」,構成了弔詭的勢力平衡結構。縱使在現實的層面上,邊陲的力量難以與龐大的民族國家相對抗,但1950年代起始的冷戰時期,制約了民族國家的擴張意願,而邊陲地區亦能夠藉著緩衝地帶或自身曖昧的前沿角色,暫且保存其模糊的,免受軍事侵略的「生存」空間。但另一方面,仍然作為殖民地的邊陲港口,或是作為冷戰軍事佈置一環的島嶼,則被殖民政府或自身陣營的領導國家所壓制。縱使邊陲地區的人民曾懷有各種不同的自主願望,但區域平衡的他律安排,則成為了先於或外於邊陲理想的主導原則。更甚地,這種原則並不是扮演被動的「指導」角色,而是積極地透過在地的政治機制,或是通過當地政府的強力壓制,抹殺任何要求自主的可能,或是消極地縱容冷戰雙方發展彼此的勢力,透過勢力之間的拉扯來保存自身的中立。

但現實上的限制,並不代表民族國家的願望從此消逝。在國家內部的政治操作,為民族願望的發酵持續提供了養份。對於通過大眾動員或革命而取得政權的主權國家而言,由國家力量至上而下的所推廣的意識形態,成為了主導或形塑群眾意識的基本思想。換言之,在「官方民族主義」與「大眾民族主義」的合流,或前者對於後者的主導中,國家龐大的動員力量終被導引至外部所謂破壞其「民族統一」的,因各種原因尚未「併入」其單一國家的邊陲地區。通過如對於生活物資的禁運,或是利用國族意識形態,動員邊陲在地的勢力把反殖民抗爭轉變為有益於民族國家的抗爭,以及大量認同民族國家移民的遷入,民族國家得以逐漸建立其「地方勢力」,並藉此進一步動員及號召邊陲地區的民眾。

至於對二戰以後通過國際締約而成為獨立政體的民族國家而言,一方面由於戰爭所帶來的破壞,令這些國家需要依賴西方援助,以及強勢的政治機構來領導經濟復興,因此在國家權力的擴大下,通過政治的壓制以創造相對穩定的經濟環境,成為了民族國家的當務之急。同時,在冷戰體系的建構下,民族國家的防衛力量,因受到如冷戰陣營的控制甚至代替,反而代替了民族國家,以執行控制邊陲地區的任務。在軍事控管的高度壓制下,邊陲地區成為了帝國與國家力量合謀以下的犠牲品:一方面,帝國需要國家完整作為防止共產陣營滲透的方法,因此透過直接控制或授權予民族國家,以保障國家的權力仍然能夠控制不同地區。對國家而言,邊陲潛在的離心,便是對其國家安全的挑戰,因此是需要壓制及取締的。而不論是獨立運動或是純粹的民怨爆發,所得來的皆是民族國家的強力鎮壓。

殖民統治的崩解

雖然不同殖民國家的統治邏輯,以及各地的社會脈絡皆存在極大的差異,但是自1945年以來,殖民帝國的退縮卻成為了一個普遍的浪潮:非洲不同國家率先在1950至60年代擺脫西方國家的殖民統治。在亞洲,英屬印度與海峽殖民地相繼獨立,大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台灣以及朝鮮亦在1945年以後脫離殖民統治,而葡萄牙尚且在大陸沿海保留數個前沿港口,包括果亞、東帝汶以及澳門。但隨著葡萄牙的消極統治以及國內民主化的出現,果亞及東帝汶先後於1960年代及1974年脫離其統治,並分別回歸印度及獨立建國。總之,在殖民者的退場下,過往亞洲不同的殖民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但所謂的脫殖浪潮,實質上只是另一個建構地緣政治平衡的機會。名義上普遍權利的訴諸,最終仍然需要服從於實際政治的操作。對於未能趕上此浪潮,通過脫離殖民而取得政體變革機會的邊陲地區來說,它們便需要在冷戰對抗的脈絡當中,一方面符應於其陣營的意識形態以協調自身的政治選擇,另一方面又在實際的生存需要中,與潛在敵對甚至對抗的民族國家進行某程度的合作及讓步。由此,對於國際關係及地緣政治的外部需要,成為了其中一個主宰殖民地政府政治安排的考慮因素。亦因此,處理與民族國家—腹地的關係,以及來自殖民地母國的政治議程,換言之,實際需要與戰略想像,在制約了殖民地政府的行動同時,同時亦意味著對於殖民地現狀(Status Quo)的維持:由於既存勢力的平衡是建基於當下的政治現實中的,因此任何對此平衡的更動將會挑起無法收拾的動蕩。

殖民地如何處理對外關係,固然是其中一個維繫其生存的重要因素。但對內的殖民治理,亦是另一個決定其走向的變因。經過二戰以降的解殖浪潮後,既有殖民國家對殖民地的治理邏輯,開始分化成為兩種殊異的模式:例如對當時亞洲其中一個主要殖民母國葡萄牙來說,其對於殖民地子民近乎放任的鬆散統治,及以小部份葡人作為特權階級,排拒任何統治族群晉升可能的封閉性格,在二戰後早已搖搖欲墜。一方面,在消極同時放任的殖民統治下,其內部的民怨正在不斷升溫。另一方面,由於無法處理與民族國家緊張的關係,因此一個與民族國家有千絲萬縷關係甚至被肯認的,非通過正式管道晉升的「在地精英體系」,開始成為殖民政府委托的「對外代理人」。在此「民間外交」的過程中,殖民地的實然政治權力開始轉移到這些精英手中,後來更成為了民族國家的協力者,除了協調當地大眾的動員外,還成為殖民者唯一能夠依賴的對外管道。在殖民大勢已去的情況下,殖民政府加強的控制及掠奪,反而是造就其崩潰的主因。

而對於二戰主要參戰國英國與美國來說,二戰以降的國際形勢,則回饋到兩者的殖民治理當中。由於兩國所治理的殖民地,在地理上位處冷戰對抗的前緣,因此為了鞏固反共陣營,任何殖民地自治的主張,自然被殖民政府所扼殺。不論是1950年代香港馬文輝所提出的「自治城邦」綱領,或是同時期提倡琉球獨立的團體,其訴求皆被置於冷戰的原則之下。在殖民政府因礙於敵對國家的反應,而出現某程度的忽視及壓制下,再加上長時間得不到大部份住民的支持,令這些要求政治自主的綱領漸漸流逝。同時,殖民政府在社會建設以及經濟發展的成就,令住民成為了集中競逐經濟成就,從而能夠持續維持一種「去政治化」的認同。如此不但把政治的決定權讓渡予殖民政府,以執行其自身私相授受的政治議程(如1972年香港被剔除出殖民地名單),亦令殖民地錯過解殖浪潮下所可能的政治自主契機。而住民錯失的時機,終將要在後來的時間償還:在國際政治的運作中,殖民地不是成為大國之間的交換棋子,便是成為被剝奪自主權利,最後等待被歸併到民族國家,而空有所謂特別制度的二次殖民地。

「回歸」的浪潮,認同的鬥爭

錯過了1960年代的時機以後,1960後期至1970年代彷似便是邊陲地區及港口的還款期。1966年與67年,澳門與香港分別經歷了由在地社會矛盾所延伸的左派暴動。殖民政府的回應方法與暴動的形象,令這兩個毗鄰的城邦逐漸在政治上分道揚鑣。1970年代,沖繩及錫金分別加入日本和印度版圖,進一步完成其民族國家的建構,而港澳亦在1972年被中國於聯合國大會上剝奪了民族自決的權利。進入1980年代,在國家與殖民母國的私相授受當中,港澳「被回歸」中國的計劃亦相繼敲定。

1970到80年代,可謂是亞洲民族國家再造的年代。隨著新的領土的併入,糾結已久的地緣問題,終於獲得一部份的解決。但在邊陲納入或即將納入民族國家的時候,此過程對雙方而言,遠不是一種平穩的過渡,接合或同化過程。正如香港史學者John Carroll所言,在邊陲與民族國家愈見頻繁的交往過程當中,日常的接觸反而加深了彼此理想與現實所見的落差。「不乎預期的現實」,便成為了兩者產生隔閡的起源。於1970年代,雖然民族國家與邊陲殖民地的地理界線尚算明確,但民間的交往:亦即仍然透過血緣及籍貫作連結的跨地域家族網路,尤其盛行於以大陸移民為主要人口構成的邊陲城邦當中。一方面,透過名為「回鄉」實為經濟支援活動的「北上」過程,殖民地人民固然理解到城邦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生活及物資差異,但另一邊廂反而加強了他們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此認同固然仍然是以鄉里為中心的理解,但同時亦包含著一種模糊的文化—國族想像:生活在「異地」的經驗,透過返鄉的方式得到「告解」,最後以對於自身的國家認同再次加強作為總結。雖然這過程看似是包含兩種弔詭的現象,但國家—城邦認同的並存,對城邦住民來說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認同的建構,亦是民族國家與殖民地政府的一個鬥爭場域。對於1970年代併入民族國家的邊陲島嶼或地區來說,相對來說是比較順利的。由於國家在回歸前期同化工程的努力,或是在前任殖民者破敗的統治之下,既有住民的國家認同,便已經得以形成。「回歸」對他們來說,除了是重回「母國」外,事實上還包含了政治權利上的肯定,以及經濟資源上的支援。因此,相比起成為獨立國家,加入民族國家反而能有利於區域自身的發展。除了實質利益外,住民結構的轉變,亦是推動邊陲成為國家一部份的動力。

至於在1980年代被敲定前途的兩座邊陲城邦,則依賴著1966以及1967年的兩條路徑。對葡萄牙而言,1966年的敗陣,代表著其對於城邦社會的全面退場。作為一個「退縮的守夜人政府」,葡萄牙代理政府在1967年以後,僅是擔當嘗試維持殖民地基本運作的角色。1974年國內和平革命後,令其放棄了長久以來的主權宣稱。雖然新任的殖民地政府對政治制度作出了民主改革的嘗試,同時經濟上亦取得與歐洲大陸連繫的機會,但由於對絕大部份住民失去控制的關係,前瞻性的改革因而並未能成為進一步建構本土認同的基礎。另一方面,放任的民間社會發展,在與國家力量的強烈連繫中,成為了吞噬政府功能的社會機制。在1980年代,議會政治的局部開放,與其說是吸納了這些社會機制中的關鍵角色,倒不如說這些角色透過議會,承認了正式政治體制當刻的正當性。

在左傾社團壟斷了整個社會機制的場域,加上絕大部份住民被吸納到其組織架構內,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故此便成為了在地住民的基本特徵。但由於強勢的社會機制幾乎涵蓋了現實需要或是意識形態的所有面向,故此這種認同並不是那種狂熱及積極的獻身,反倒像是潛在以及消極的條件反射。只有在1989年的國家危機當中,一部份的住民才變為了熱烈的愛國者。藉著狂熱認同之名,雖然他們弔詭地提倡了一些有益城邦住民的政策,但實質上只是把城邦視為「反攻國家」的基地,透過為國家的住民賦權,從而盼求在不確定的未來中,能夠惠澤到城邦的住民。豈料天真的「民主回歸論」,竟為城邦奏起了輓歌。隨著返還的逼近,殖民地政府把握機會進行最後的掠奪.。現實的惡劣及理想的同胞愛,終將在1999年令回歸成為了城邦住民的共同願望。「回歸啦!」的布條,是城邦住民近乎天真的宣告。

對於出海口另一方的城邦來說,1967年成功的頑抗,從此令殖民政府痛定思痛,開始小心翼翼地開展其市政建設及有限度的政治參與進程。同一時間,流行文化工業的興盛,令殖民地在輸出其文化成果中,通過「文化反攻亞洲」的方式,使一種隱約可稱作「本土」的文化形式開始形成。與此同時,殖民地政府由上而下所塑造的,透過節日,清潔運動等帶有高度本土色彩的「儀式」,令一種對於殖民地港埠的歸屬意識,以及視殖民地為家的認知逐漸成型,亦普遍呈現於港口的住民之間。由此,發軔自文化以及生活條件的「市民自豪感」,是1970年代殖民地人民的一種最顯著的「集體意識」。

可是,這種可以被視為城邦「本土意識」原型的認同,卻是通過殖民地政府以某程度上普及而強制的方式所塑造的,且高度去政治化的認同。對於殖民生活以及社會成就的強調,反而令政治上可能的突破及發展缺席。住民所謂的「政治冷感」及對於政治現狀的擁抱,變相是把自身的命運及前途交託到殖民者手中。於是在1984年,殖民者與未來的殖民者,便為城邦的人民私自下了決定。雖然住民不致於對將要迎接的命運毫無感覺,但其心神卻全神貫注地傾注在1989年國家機器的表演中。排拒政權卻擁抱國家的政治態度,成為了住民所提倡的政治議程。

殖民地政府於1990年代近乎全面民主的政治改革,固然進一步拉闊與共產腹地的距離,但變天以前的鎮定劑,僅是令黑夜以後的日子來得更加漫長。由住民所賦權的政治人物,所推行的又是所謂「反攻大陸」的議程。當本土認同不能成功地滲透到政治領域時,換言之,當政治上的努力反而是寄望在自身控制範圍以外的共產國家的時候,失去政治保護傘的本土認同便會一點一滴地消失。1990年代最後的反饋,於1997年被完全抹走,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被壓抑的回返

所謂脫離被「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狀態,「回歸」到祖國的懷抱,其實只是民族國家以其所謂國家之名,行再殖民之實的謊言。對早先併入民族國家的邊陲地區來說,有效的政治機制及實質上的經濟發展,固然促成了一種「自願的整合」,是由邊陲人民自發所形成的政治認同下,所建構出來的新國家共同體。但對於命運被擺佈的邊陲城邦而言,「回歸」極權國家,只是比被殖民更加不堪的政治欺騙。雖然政治上的操作固然需服從黨國的意願,但意識形態的控制,固然是令殖民議程未能被住民覺察的主因。

殖民地與殖民母國的蜜月期,固然承襲於1989年以降的愛國遺產。雖然早在2003年,殖民母國便逼使城邦表忠,但民意的反彈與其說是對於國家體制的質疑,倒不如說是對黨政制度的防備。由於國家—殖民體制在當刻依然未被質疑,因此即使城邦以法制及民意擋下了第一波的浪潮,但後續的侵擾陸續有來,而且一波比一波強烈。2008年的民族主義高峰,事實上是蜜月期的餘波,從此以後,赤裸裸的現實,等待的僅是城邦住民或早或晚的認知。

但對於毗鄰的四百年城邦來說,2004年以後的膨脹,反而令城邦開始奉殖民母國為恩主。住民認為,只要在政治上服從恩主,就可以得到其他無窮無盡的好處。於是,在對無底深潭的貧乏認識下,城邦終將把所有基本的價值讓渡。諸如自由、民主等權利一一被抵押,而住民還妄想有一天能夠一次贖回。可惜的是,快樂的時光只持續了一個十年,此後醜惡的瘡疤被一一揭破,而終於造就了2014年的一個小高潮。

而對於另一方的城邦來說,對於殖民者的認識,似乎在2010年代初便已經開始。隨著對抗殖民勢力的形成,所招來的打擊自然亦愈來愈深。2014年沒有結果的大型運動,所造就的是2016年的,正式向殖民主義挑戰的組織。現在,殖民者已經被逼撕破其原本的偽裝,同時把所有矛盾的根源指向殖民主義上。過往所有的意識形態,在2016年皆已不再有效,因為殖民者早已經不需要任何偽裝,大言炎炎地夢囈著帝國在實質上未滿足的夢想。

帝國未竟的理想,反映的正是城邦未曾歇止的殖民:過往藉著殖民統治,遊走在大國之間的技藝,在今天竟變成了單一民族夢想的獻祭。歷史時期的逝去,令城邦沒有辦法走過去的回頭路;眼前的威脅,能出現的結果只有被吞併或獨立建國兩個選擇。兩座城邦透過清算過往四百年以及一百多年的歷史,其遺跡必須在今天被總結及體現:城邦的歷史,實質上便是一段殖民史。過去未曾達成的脫殖願望,必須在未來被達成:獨立建國除了是現實上生死存亡的需要外,還是城邦數百年來未竟的理想。

「受挫的夢想必須完成,受壓抑的熱情必須宣洩」— 吳叡人《賤民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