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上班的蘇聯士兵

一個十九歲澳門女仔,被需要依靠通關入境來澳工作的二十五歲中國外勞同事割喉食餵食寵物鎮靜劑強暴,拖擺在垃圾桶內半裸放血。澳門第一大報《澳門日報》稱警方接報時指懷疑自殺。

幾年前氹仔某間小餐館,也有傳聞客人所點的飲品,會先由幾位中國外勞阿姐分別吸吮幾口,再端上,作為一種從大陸每天出入境來澳上班的刺激,用來補賞工作的辛勞、文化的屈辱和冒險於異鄉的疏離感。

那位對澳門人又姦又殺的中國外勞昨天就被抓了,和盤托出。坊間有人叫囂「大陸蝗蟲」,攜同幾廿個讚,以及一個簡體字的回覆說:「如果澳门狗有能力就不用靠外劳,有本事就叫政府帮你们,说到底还是澳门人没能力」。這種言論不知道為何總會被甚麼人歸類為五毛或灌水,但其實澳門人比中國外勞更喜歡擁護這種說法,一隻老練的五毛更懂得先說別人是五毛。

我們澳門狗靠外勞,是一種沒能力。澳門人,作為群體,女性群體首當其衝第一個犠牲,也是因為我們沒能力。到底澳門狗是缺乏了哪種能力,導致輸入外勞,其收獲原來也可以計算在本土女性的陰道上?

二戰中,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史達林稱要對德軍血債血償。蘇聯紅軍以替德國從納粹中「解放」的光環,對德國婦女進行大規模強暴。1999澳門主權從葡萄牙移交給中國,也是一種「解放」。中共所繼承到的蘇聯技術與紅軍精神,至今越來越現代化。文革後,幾近亡空的文化狀態,靠走資的希望、為戰爭而誔生的「速食」文字,提倡統一的道德系統和勝利故事的方法來重建。大陸外勞的故鄉,那個統制的黨國,繼續使用著蘇聯的技術。我始終覺得中國人比澳門人開心。

澳門要靠中國來維持旅遊業,也要靠中國外勞。我們怎麼看待中國與澳門,也將會怎麼看待遊客和外勞。澳門狗沒能力,沒了中國遊客和外勞會死,是一種鴉片經濟,執行鴉片經濟的職務單位,是民兵——繼承了蘇聯技術的大陸民兵。

入境強暴放血當地女性,作為社會的道德衝擊,只是強調了澳門的外勞問題其實近乎一種禁忌——它始終會被政治價值和無主權的自由市場所包庇。人是要搵錢的,在搵夠錢、獲得光環或建立能讓自己生存的小世界之前,總有人會質問「搵夠錢了又怎樣?人生意義是甚麼?」,這是與虛無的一種相遇,但相遇後人始終要回來,繼續存在。

我總覺得澳門抑鬱,沒有伴侶、愛情、貓狗或者自己願意接受的寄托來組織一個自己的世界,就不能走在江湖上打交道,也不能在無限的比較中站得穩。 如果那個少女是我的朋友,她的遭遇於我而言就會刻成一種命運,但現在還不是,倫理也是要計算距離,因應這個距離,人就會無人性。社運金句很多,今天不為誰出來,沒人為你出來,這類金句總是說給賤人聽。

澳門始終苦悶,為了間中一個澳門少女遭到蘇聯式對待而重新對待自己的世界,始終是不值得,但若果把其當作是一種調劑,卻能把生活變得多事,可以搞野,例如把塞車以小埋怨作為共鳴,把關長懸案當作一種城市的鬼魅。

寂寞憔悴,這世界可有誰。我知道一個改變,始終要一個爆炸,大家不必被倫理額外規限,自己能承受多少,就表露多少,我們人有容量,社會也一樣。有些人不是犬儒,也會認為很多事情知道了,也是沒用。宛如一個陰道被這樣奪去,我們也可以覺得不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