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主義是極權政府維持統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集體主義強調「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當中「集體」可以是指人民、民族、階級等等,總之就是一個龐大而空泛的群體。然後統治者就以集體利益代表自居,以維持集體利益為名去剝削「個別」、「少數」的個人或社區利益。共產黨就最喜歡以「人民」作為剝削個人自由的藉口,以維持自己的獨裁統治。今日有人高舉「民族」而不提社區,不講文化,空談自決,難免令人質疑他們是否集體主義者。

毛匪澤東在1957年5月25日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講話時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顯然地毛澤東將中共置於「人民」之上。而毛澤東所定義之「人民」,並不包括所有的國民,並不是一個平等的集體群眾概念;因為他的「人民」是不包括所謂「人民的敵人」。毛匪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說過:

「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然而,作為獨派或本土派,當你嘗試建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時,「香港人」就無何避免成為一個猶如人民、民族一樣抽象的集體概念,很容易又變成了集體主義。要令「香港人」這個概念不會淪為言之無物的抽承字詞,我等就必須搞清楚如何建構香港文化與香港人。

「人民」、「民族」、「集體」這些概念,在齊克果哲學下被統稱為「公共」,它們都是龐大的集體的概念,是由一堆人口數字組成的,在這些集體當中,一個個人的言行當然顯得微不足道。與「公共」相對的概念是「社區」;社區並不只是一個群體,或是一埋人口數字。社區這個概念應當與「人民」、「民族」、「集體」等區分起來。在社區裡個人與個人之間是有關係的。齊克果說:

「每一個在社區中之單獨個人保證社區之存有;公共卻是一妖群。在社區裡每一個人是一個性質上能繁衍出宇宙之小宇宙;這裡,很合理地,它真的是unum noris(你所知之者), omnes(全體)。在公共裡卻沒有單獨個人,整個都是無有。因此不可能說它是umm noris, omnes,因為這裡沒有一個人。」

針對「社區」這個概念,在《香港文化論》我曾經解釋過:

「「社區」卻是由每一個單獨之個人組成的;社區不是以「人數」為單位,而是由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串連而成的。一個區議會選區只是「公共」,不一定是社區,因為選區的劃分只是基於居民人數分佈,當中的「個人」是甚麼人,性格如何,價值信仰如何,也是次要的。然而,一個公共屋邨或一條新界鄉村就能形成社區,因為村民與村民、居民與居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關係。」

社區與公共最大分別在於,前者是由個人組成,個人與個人之間乃是有關係而存在的,是互動的。反之,公共只是一堆人口或選票之數字,個人之個性並不會受到重視。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中,政客關心的只是票數,是一堆沒有人性、沒有個體性的選票數目和選民數目。

齊克果還提出了「社區辯證關係」去解釋個人如何形成社會:
(1) 個人獨立地存在,「如同身體分散的肢體次於身體」
(2) 「互相建立關係的個人與關係之關係乃個別平等」
(3) 「將自身互相建立關係的個人,在這關係之中,乃個別地高於此關係」(JP 4 4110)

說起來很複雜,道理其實很簡單。社區就是一個關係網,而在這關係網當中,最重要的並非關係本身,而係被關連的個人,所以這些個人都是「高於」關係本身。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之所以成立,是因為父母與子女的存在並且互相建立關係。鄰舍A與鄰舍B建立鄰舍關係,是因為雙方住在同一地方,互相建立關係。由關係建設而成的群體才是社區,而社區當中個人受到重視。因此社區通常人都不會太多。而社區與社區之間透過交通、通訊、社會經濟活動、文化傳播等連結起來,就變成一個社會。社會比社區大得多,人與人之間未必互相認識並且建立關係,然而大家都知道對方與自己存在一種「關係」:「自己人」。這就是身份認同。

既然如此,要重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首先就要由重建社區生活,恢復鄰舍關係開始。獨派必須提出社區政策倡議,思考如何恢復昔日香港村落與市區公屋和舊樓社區當中的鄰舍關係,令個人與個人之間重新建立信任,重視對方的存在,令香港社會再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