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曲終人散,獨派固之然由一開始已被港共殖民政權粗暴違憲之態而拒諸門外,然而這次選舉,獨派本只視之為一次借勢宣傳的機會,將港獨議題放上大眾平台的目的亦似乎達到了,沒法參與其中亦實不足惜。是次選舉的結果令不少人感到意外,但筆者認為香港人太過執著於選舉,十分投入地參與這場受到操控的遊戲中,不知不覺間已墮入了港共殖民政府的陷阱,為其管治不斷增加了正當性。

言歸正傳,筆者想先向讀者們簡述何謂「選舉型威權」及為何香港的「選舉型威權」令香港人泥足深陷而不能自拔。「選舉型威權」此現象始於70年代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很多威權政權開始引入選舉以增加民主成份,但又保留一定的非民主制度的權力,這本應視之為過渡到自由民主制度的過程。但在實際操作時,有不少威權政體發現能利用這種半民主制度作為其延續政權之工具。以香港為例,香港立法會只有一半議席屬地區直選,政權眼中的反對派根本無法取得議會過半數議席而威脅到其管治權力,無須擔心權力外流。而當社會有民怨時,政權能借助議會選舉排解一定的壓力,就像今次選舉中,非建制陣營比上屆「進步」,合共取得30席。不少市民對此鼓舞,認為保住了關鍵小數。但不要忘記,這樣的結果同時讓政權展示了,不論反對者有多大的民意支持,政權的選舉機器由始至終都擁有絕對權力,維持議會中壓倒性優勢。每一次選舉都只是再次令人了解到,自己的力量永遠不敵於龐大的政權,逐步消耗抗爭之心。

再者,筆者一直十分質疑香港立法會掌握立法權之合法性,包括其組成和行政主導的制度下,所通過的法例是否有效。下文筆者想分析一下為何香港立法會從一開始已缺少了正當性。

香港自英治時期開始跟隨英國行使普通法制度,輔以習慣法以保留香港本地傳統的文化和道德規範。普通法的立法權有兩種來源,第一是普通法的根源,以過往法官根據常理和當時人所共識的道德社會規範判案而成的案例。及後一些英國法律改革者活躍於十九世紀初,認為國家主權應結合於議會中,議會作為民選機構得到人民授權,制法的權力高於法官是合乎正義,因此民選議會立法權力可凌駕於案例之上。最終經過近一世紀的發展,在十九世紀末,議會法案成為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主要法律來源。這個普通法立法權的重大轉移,就是基於政府想改變一些社會和經濟重大政策時,需要立新法制訂新規範,而這些行為據過往案例可能視為非法,因此透過一個代表人民的議會制訂法例,代表這樣的改變是全社會的共識,賦予政府權力執行新法。先撇開不說英國的議會歷史上曾經被地主和貴族把持,至少整個議會由古到今都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選出議會代表。過往是每個選區用財產權判斷選民資格,現在則以每個的市民人數分區選舉。以今天的標準,英國的下議院是所有人民的代議士,每位議員都代表著大致相近數量的人民,並且直接向所屬選區的市民負責。重點是,每位代議士背後代表的人民數量不會有很大的差異,當議會以過半數通過或否決法案時,亦可籠統地理解為過半數國民同意或不同意新法例將授予的新規範或新的權利。

反觀香港,功能組別的存在就像幾百年前的英國上議院。上議院由神職人員、貴族和權勢之人組成,而香港的功能組別則大多由各界別的僱主等小部分業界高層人員組成。至少英國上議院的權力已不斷地削減到無甚影響力,但香港的功能組別議席背後所代表的選民人數雖有極大差異,卻擁有與地區直選選出的代議士有同樣的權力。因為每位議員背後所代表的人民數量上完全失衡,因此議案的通過與否,和是否社會有所共識、是否大多數市民同意或不同意新法帶來的改變會有落差甚至相違背。這個嚴重傾側的香港議會,每個議席都不代表相近市民數量的代表,其審議的法案又有甚麼權力加諸於全香港社會當中?憑現在的議會制度,完全不能代表到國民是否同意執行新法例。當我們再重新看看普通法制度的法律來源,普通法的立法權得以轉移至議會,是因為議會是全民的代表,能充分反映市民的意願,才能凌駕於法官創造法律的權力之上。香港的議會卻完全不能做到這點,又豈能擁有權力為香港立法?

要判斷一個政權的管治正當性,我們要先考慮立法機關的正當性,而首要條件是立法機關必須要民主。立法機關的正當性十分重要,是因為推行任何新政策都會侵犯了人的自由。有些人會被削減了現有權利,有些人需要履行新的義務。因為任何議案都會對市民造成影響,對某些人有好的影響,亦對某些人有壞的影響,因此如何取捨就要靠一個代表全民的議會,通過辯論和妥協,尋求一個得到最大多數人同意的解決辦法,這樣才是議會制度的意義。然而,在香港這個不民主的議會,政府已經沒有得到全民的授權,卻在議會有更大的權力,只需在議會內簡單多數即何通過議案。議員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卻需要得到兩個組別分別過半才能通過,即使有幸通過,政府亦有權不執行。在一個沒有正當性的政府、沒有正當性的議會之下,人們卻依然樂於參與這一個沒有正當性的制度的選舉,不斷地為這個制度塗脂抹粉,變相美化其非法的本質。

可能有人會問,為甚麼筆者不質疑英治時期的議會的合法性。答案很簡單,英治香港的時期已經過去。再者,英國統治香港是切切實實的宗主國和殖民地關係,宗主國無疑擁有絕對的權力。香港作為英國的屬土,英女皇委任港督作為其在港的權力代行,是英國對香港擁有主權的展示。英國自1997年將香港的主權移交至中國後,(先不說基本法沒有香港人的民意授權,是一部不義的憲法),如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示,香港本應擁有比以往更大的主權。除了國防和外交相關事宜外,香港對所有內部事務有其自行決定政策、立法和終審的權力,已是相當於一個準主權國家一般的存在。中國在香港的三權(行政、立法、司法)中均沒有任何地位、身份和代表,在制度上中國的任何權力代表都理應排除在香港的權力核心之外。但在實質操作上,中國殖民者為鞏固在港政權,不斷利用制度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滲透各界別和階層,甚至越權插手香港事務,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

在長時間的侵入下,每日150個單程證名額沖淡香港民族的人口,事到如今情況已經無法逆轉。即使現在立法會變成全民直選,那些從中國來的人已經佔了香港人口一個很重要的比例,但那些人不屬於香港民族,對香港沒有歸屬感,根本就不應在香港擁有任何公民權。因此,繼續參與這一個非正當的制度,執著於在一個永遠受操控、沒有辦法出頭的選舉,只會將香港沉淪於失敗的浪漫中,而沒法重奪屬於我們的香港,亦沒法重奪我們的民族尊嚴。

作者:愛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