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漸趨嚴峻的政治環境,關心政治的人相對地增加,青年人和老一代對於抗爭方法亦出現分歧。傳統的和理非不獲部分青年認同,尤其在雨傘革命失敗後和近年本土派崛起後。公民不合作運動是和理非的最後手段,而近年香港的公民不合作運動是以失敗告終。筆者開始反思公民不合作運動失敗之因,因此此文較重視公民不合作運動的成效和意義。

何為公民不合作運動?

1848年,美國作家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以「論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為題,論述了其不服從理念,此文後被命名為〈公民的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廣被認定為「公民不服從」一詞的濫觴。

梭羅在〈公民的不服從〉寫道:「如果今年有一千人不交稅,那不是暴烈、血腥的舉動,但是若交稅則不然。那是使政府得以施展暴行,讓無辜的人流血。事實上,這正是和平革命的定義。」( If a thousand men were not to pay their tax-bills this year, that would not be a violent and bloody measure, as it would be to pay them, and enable the State to commit violence and shed innocent blood. This is, in fact, the definition of a peaceable revolution.)梭羅並提出了公民不合作運動——一種非暴力的抗爭形或,以違反實存的法律矯正更大的不公義。

這種抗爭手法備受重視,甘地(Mahatma Gandhi)和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亦以公民不合作作抗爭理念和抗爭手法,隨著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的進展,公民不服從運動開始採取和平、非暴力、公開而且違法的形式。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為公民不合作運動提出了更明確的定義和特徵,明細如下:

一、公民不合作運動定義為「公開、非暴力、自覺而違法的政治行動,其目的在於改變政府的法律或政策。」

二、公民抗命的基礎前提為「接近公義的社會」(nearly-just society)。這個「接近公義的社會」有兩種定義,第一種是具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或者憲法,第二種是大多數具有民主的正義感。

三、公民不合作運動是處於合法示威與革命之間的行動,這種行動必須處於一種不理想的社會(non-ideal society)之中。

筆者將以羅爾斯對公民不合作運動的觀點而寫下此文,因為其理論較受認同和較為詳盡。

公民不合作運動之迷思

公民不合作運動和平而不流血,使其備受部分地區重視和推崇。常掛於港人口邊的聖雄甘地,就是支持公民不合作運動的最佳例子:甘地式的公民不合作運動是完全非暴力和完全接受法律後果和代價。將這種方法套用在香港之前,我們必先考慮和追問自己:究竟甚麼才是完全非暴力?公民不合作運動真是不流血?

當抗爭者的義憤開始發酵,要堅持打不還手的甘地式受難精神就變得有難度。試想像:當和平抗議者遭受警察或反對民眾毆打和無理辱罵時,你能抑壓你的情緒嗎?能不自衞嗎?連一點義憤都不能表現出來嗎?行動者既知自己行為是違法,便須毅然地接受法律後果。在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時代,向社會大眾證明自己的真誠或許是明智之舉,但在淪為打壓工具的警察用警棍毆打抗爭者時,抗爭者能忍受痛苦和仍能兩臂交叉去抵擋不義政權嗎?到了現時一個平等意識相對發達的社會下,此舉則顯得造作;面對別國強行殖民化自己國家,此舉更是白費力氣。

在當代社會中,公民不合作運動開始有新的型態。以英國的反人頭稅的公民不合作運動作例,由1989年開始,英國公民為抵制戴卓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的人頭稅政策而發動公民不合作運動,採取各種合法和違法的抗爭手段,包括拒絕繳稅。在1990年3月31日,即英國落實推行人頭稅的前一天,倫敦出現大型遊行示威活動,近二十萬民眾和平示威、遊行到特拉法加廣場,英府的驅散行動和出動鎮暴車等強硬鎮壓的行為令示威者極為憤怒,最後演變為警民衝突,對周遭的商家和物品帶來頗大破壞。

這場稱為「特拉法加之戰」的行動展現現代公民不合作運動的新模式,先是合法示威和違法抗爭、後為具暴力流血性質的警民衝突。此種公民不合作運動通常以暴力衝突作結,如2011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美國政府稱佔領行動有恐怖主義的成份,以對付恐怖分子的方法攻擊和逮捕民眾,示威者之一Scott Olson更被警方的豆袋彈炮撃至頭顱破裂、靜坐的加洲大學學生亦被警方噴灑胡椒噴霧,用暴力瓦解和平的佔領運動。這個情況與香港的雨傘革命相似,但不同之處是在於政府事後的態度:美國政府及後認同驅趕行動實屬過份,警方有過度使用武力的罪行,對受傷民眾賠償;而香港政府對警方採取過度武力是毫無表態,部分採取過度武力的警察直至現在仍未受審。

這種新模式的公民不合作運動最終以暴力收場,這令人反思公民不合作運動的意義。但可以肯定的是參與公民不合作運動是有流血和傷亡的可能,儘管和平的甘地模式亦少不免流血,這和港人所認知的和平不流血的公民不合作運動是截然不同。

公民不合作運動之無用

近期香港的公民不合作運動並不成功,如雨傘革命是不足以排除嚴重且明確的不正義、是近乎零作用。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前設是在「近乎正義」的社會下發動,若果在非「近乎正義」的社會和在「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未能充分實現的情況下,那麼公民不合作運動則沒有效用了。

現時,港人對抗的不只是香港政府,同時亦要對抗中共政權,而兩者共通點皆是未達到「近乎正義」和未充分實現「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

香港的基本法並非由人民授權,而且中共政權有解釋香港法律的權力,足以證明港人政治權力受到剝削。另外,在香港實存的自由民主制度下,雖然言論自由與政治自由獲得形式和象徵的保障,雖有定期的民主選舉,但所謂的「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是從未充分實現。港人擁有票選立法會的政治自由,但功能組別的存在和未能在無篩選的情況下票選特首皆證明大部分港人的政治自由價值有限,金錢政治以及政治議程遭壟斷亦是香港政治常態之一。

至於中共政權,更加與「正義」二字完全背道而馳。中國式的「民主」就是「你是民,我是主」,中共政權充分展現中國天朝主義,國家裏只有臣民而無公民。現代國家以人民為「理性之立法者」的立憲精神,在中國顯然是徒具虛文,法律與國家的基本精神遭政客和商人的任意蹂躪,國內以「尋釁滋事」的罪名壓制言論自由、濫捕異議人士。中共處於法治之外、是非「以法限權」的憲政體制,實為法外政體(outlaw regimes)。

有不少港人仍不斷自我催眠,認為公民不合作運動能有效地威壓政府,但公民不合作運動只是表面上看似有效,如反網絡廿三條,政府暫時擱置只是為免浪費議會時間,所以將草案調到最後,意味著政府將能重施故技,令政府和市民的角力進入無限輪迴、沒完沒了。對於漠視民意的政府,公民不合作運動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只能拖延而不能救港,實屬多餘。

港人面對非「近乎正義」的社會和不義政權,試問如何用純粹的道德勸說爭取民主自由呢?港人與不義政權的角力猶如博奕,港人按規矩出子,不義政權卻馬走象步、或行多子,港人所做一切只屬徒勞。

結論:公民不合作運動之用

儘管公民不合作運動效用不大、甚至逃不開注定失敗的命運,但萬事總是有其意義。筆者認為公民不合作運動對於現時的香港是近乎完全沒有意義,但其失敗則是充滿了意義。

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失敗能令港人看清港府中共真面目、反思公民不合作運動根本就是近乎沒意義、浪費氣力。公民不合作運動是和理非的最後手段,面對香港政府,港人熱愛和平、高舉道義,又愛站在道德高地,故傾向以公民不合作運動、利用民眾壓力迫使政府屈服。但公民不合作運動就如抗生素般,政府開始有抗藥性,開始減少屈服的次數和屈服的程度,公民不合作運動從此失去原來的效用。失敗的時候,人民會震驚沿用多年的「抗生素」竟然失效,開始思考有沒有換藥的必要和研究有效新藥。最後,服用治標又治本新藥(新抗爭手法)的潮流終會淘汰仍堅持服用舊藥(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守舊老人。

雨傘革命就是最佳例子,傘後香江的本土思潮如雨後春筍,如自治派、港獨派、歸英派等等。對於香港而言,公民不合作運動之意義,是成就其他抗爭手法和其他理念。

顯然易見,香港的抗爭模式一定先由港人最愛的遊行作開端,以道德號召為出師之名、念力救港;之後發現無效就轉為公民不合作運動,希望繼續用愛與和平、更多的念力保衞家園。當然,對於某些較為不重大議題,公民不合作運動仍然有效用,例如擱置推行國民教育科,然而政府依然有其他的方法達到目的——改以普教中作文化滲透。總括而言,公民不合作運動將不會是主要的抗爭手法,或可解決小問題,但更大的可能是其失敗摧化更強烈的抗爭模式,此是其無用之用。

未來的公民不合作運動就如自製人血饅頭,血不怕白流,你願出血製饅頭,我願張口呑饅頭。

作者:芝蘭榕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