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邪惡總是來自愚昧無知。缺乏見識的善良意願也許會與惡意造成同等損害……而最無可救藥的惡行乃是這樣一種愚昧無知:自以為甚麼都知道,於是乎宣稱擁有生殺之權。–卡繆,《鼠疫》,第二部份,1947年。

(為保護受訪者私隱,文中所用受訪者名字為化名,又筆者曾杜撰部份情節。)

今年情人節前夕,舒文相約友人共進晚餐,她卻無心品嚐桌上佳餚,一整副心思都放在幾天前農曆大年初一。當晚執法人員掃蕩旺角無牌小販,引發街頭騷亂,蒙臉黑衣人衝擊警方防線,手持街磚追打落單警員,電視台直播有警員驚惶失措,向天鳴槍示警,只差一步就會對人開槍自衛;火光熊熊的路障散落大街小巷,燃燒了整整一夜,直到大批警員趕赴增援,才逐漸於天亮前平息事態。

佳節在即,市面回復平靜,霓虹燈招牌五光十色,照常點綴繁華鬧市晚景,人群與車輛穿梭於擁擠都會,看上去還是那個香港,可是對舒文來說,熟悉景像居然泛起陌生感覺。暴力抗爭可取嗎?警員鳴槍示警是防衛過當嗎?是非黑白固然重要,但最令舒文焦慮不安的,是那赤裸裸的仇恨和惡意,敵對陣營互相撕殺,只換來毫無意義的報復,殘酷而虛無。

「我就是別人口中的『左膠』(註:香港政治術語,對左翼的貶稱),感情用事,又常常陷入道德矛盾。」舒文語帶自嘲,總結自己的政治立場。她自命為左翼份子,必要時會為社會公義挺身而出,但同時不斷自我質疑:我的判斷真的合乎理智嗎?嚴詞批判他人是否反映自己不夠包容?甚麼時候我們要採取非常手段呢?在火車站星巴克咖啡座,我和舒文聊了差不多三小時,聽得最多的答案是:「我沒有答案。」

無心插柳的公民抗命先鋒

兩年前晚夏,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起罷課,呼籲民眾齊集金鐘政府總部,抗議當權者背棄普選承諾,政制改革不進反退。罷課來到最後一日,我還記得是9月26日晚上,數以百計示威者隨同學生領袖,衝進總部門前「公民廣場」,於旗杆下手拉手圍成一圈圈人鏈,至凌晨時份遭警員逐一拘捕,其中一位「強行闖入」嫌犯就是舒文,當時她忍不住痛哭失聲。

「我是給別人推進去的!」舒文十分強調這一點,但同時表明絕不後悔,「公民廣場」本來就屬於公眾用地,政府不過是強行建圍欄封鎖,所以不論主動闖入與否,她進了去就不會逃出來:「這樣做會好『𨳍』!」(註:「𨳍」為髒話,原指男性性器官,此處解作丟臉)那一晚之前,她猜不到要以身試法,更從未想過自己會如此執拗,與一眾抗爭者共同進退,而出乎意料的事還陸續有來。

一名女警逮捕舒文,扣押她上警車,女警不久就發現嫌犯竟然是中學師妹。久別重逢,兩人初時有一句沒一句地寒喧,重溫校園往事,但很快就無話可說,車廂裡只剩下尷尬與沉默。由舒文踏入「公民廣場」那一刻開始,她已捲進社運鬥爭,與女警分屬不同陣營,昔日友誼此刻蒼白無力,執法者與嫌犯迷失於交錯時空,無奈又侷促不安,女警惟有默默押解舊友回警署錄口供。

舒文獲准保釋後,立刻重返金鐘現場,她這場無心插柳的公民抗命,也即將迎來高潮。「公民廣場」事件激發強烈迴響,市民攜同糧水物資,聲援被捕學生領袖,抗爭民眾聲勢浩大,結果於9月28日下午合力佔領金鐘幹道;黃昏時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並派出荷槍實彈的防暴警察,企圖驅散佔領者,直至深宵才悉數撤離。自這晚起,舒文在金鐘佔領現場度過許多個失眠夜。

夜晚留宿金鐘柏油路上,早晨就趕回大學上課,舒文不分晝夜跟進最新狀況,囫圇吞下每一篇局勢分析,為的是與身邊佔領者商量下一步該怎麼辦。光榮撤退是自欺欺人,沒一個佔領者會服氣,升級進攻亦不見得能抵禦武力鎮壓,苦思過後她沒得到任何答案;到了10月中,身心俱疲的舒文不堪露宿生活,感染肺炎重病,而她也不想漫無目的「𨳊坐」下去(註:「𨳊」為粵語髒話,原指男性性器官,此處作形容詞用,指「呆坐」),於是脫離佔領者行列。

佔領運動終告失敗,當權者寸步不讓,成功無血清場;如今事後回顧,不少佔領者認為學生領袖太過怯懦,浪費升級機會,導致曠日持久,群眾於絕望中黯然離開。舒文回看昨日,也覺得領袖進退失據,但她反問批評者,那麼有本事為何不自行組織衝擊行動,「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進也好,退也好,有哪個佔領者能夠斷言可得好結果呢?大家都沒有答案。

惹人討厭的是本土派,不是本土思潮

兩年過去,普選訴求仍是香港政壇主旋律,但本土思潮已勢不可擋,就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當局冒民意反彈風險,取消港獨人士參選資格,可是仍有候選人提倡公投自決,並成功奪得議席。只要能對抗赤色大陸蠶食公民社會,舒文樂見香港獨立,又認為毋須那麼害怕北京,否則我們根本甚麼都不用爭取;她也讀過不少本土派理論,雖覺內容大多天馬行空,但個別方案都有點可行之處。

對於本土思潮,舒文將「事」和「人」切割開來,她並不抗拒箇中思想,但討厭那一堆打著本土旗號的政客和網民,直言他們無知和反智;我笑說她近乎不切實際地分開批判,這一點正體現「左膠」理性吧。追本溯源,原來舒文一向對本土派沒多大意見,直到去年底加入一家香港媒體,因應記者工作所需,開始每天瀏覽網絡熱話,她才接觸到本土派支持者的「反智」言論。

香港傳媒金主或多或少都與中國有生意來往,舒文的老闆也不例外,網民卻不時拿來大做文章,當中本土派更是窮追猛打,呼籲封殺「維穩」媒體。雖說是新手,舒文很快洞察行內生態,記者和編輯自視為專業人士,對新聞選材、報導方向和呈現手法一概有所堅持,務求編採自主和客觀公正。可惜網上一句「維穩」就抹殺同事的優質報導,舒文經常為此憤憤不平。

自覺不公指控責罵的不只是公司,還有她這位小員工,內心氣結的舒文更察覺到,本土派網民大多是井底之蛙,受困於虛擬世界。此前她和許多本土派一樣,以為中國就是「地獄鬼國」,人權自由欠奉,黑心商品橫行,但自當上記者以來,舒文特意多讀兩岸新聞,看到中國另一面相,電子貨幣應用獨步全球,時評節目大膽揭露醜陋真相,「地獄鬼國」之說怎會是客觀公正的評價呢?

「妳可以忽視網民言論呀,根本不用如此上心。」舒文對我的建議不以為然,因為她身邊就有一位「反智」本土派。她曾與弟弟一起闖進「公民廣場」,又於金鐘海傍討論佔領者該怎樣走下去,如今兩姐弟卻「愈行愈遠」,姐姐不齒本土派「反智」言行,弟弟則奉為楷模。按舒文講法,儘管本土派政客議政表現不濟,弟弟都視若無睹:「就像邪教一樣,我現在都不願和他多講政治。」

「我不是針對特定主張和群體,而是反對『非理智』言行。」舒文數度澄清自己接納各種政見,但容不得愚蠢無知的胡言亂語,然而她不自覺地發揮「左膠」思維:「這樣批評別人『非理智』是不是太武斷?」提問人沒有自問自答,雙眼流露疑惑,我故意不置可否,轉而追問她為何會決志加入左翼運動,舒文聽罷神色苦惱,好像霎時間拿不出一套完整說法。

為了蔑視高高在上的諸神

「其實只需一句話,一個印象,人就會改變,很多東西早就植入腦袋。」她再三思索,或者與成長環境有關吧,小時候家庭財政不穩,爸爸自顧自在外投機賺錢,媽媽承受持家壓力,不時炮轟埋怨丈夫,多年來家無寧日。如果每個人都不懂體諒別人,只執著於一己立場,結果只會是互相折磨,雖然嘴裡這麼說,舒文眼神卻猶豫不定,懷疑塵封記憶是否真的那麼重要。

佔領運動爆發那年,是舒文政治覺醒之年。她首次參加年度七一大遊行,又因建制派於立法會強行通過新界東北開發撥款,第一次為「制度暴力」激動落淚,更不用說留守「公民廣場」那意想不到的一幕。短短一年間,舒文由旁觀者急劇轉變為佔領者,而一切身體力行似乎源於那年春季的哲學課,課程有一個沉重的名字:「人類存在與價值」;咖啡座裡她托著腮皺著眉,斷斷續續地追溯研習歷程,彷彿不太確定其中因果關係。

課堂上,舒文寫下個人特質和潛能清單,探索「我」最在乎甚麼,可以達成甚麼,又細讀《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痛斥資本家以奉行「自由市場」為名,行不公剝削之實。有一次上課,她跟隨老師和同學高歌〈海闊天空〉和〈自由花〉,追悼六四民運志士;正是這群師生鼓勵舒文加入七一遊行群眾,延續十一年傳統,與數以萬計市民在主權移交這一天,上街向當權者表達民主訴求。

若果時光倒流,兩年前沒給人家推進去,妳還會闖入「公民廣場」嗎?舒文認為前因後果已是既成事實,沒有假設餘地;那如果佔領運動重來,妳會挺身而出嗎?原本她說沒有答案,其後提及立法會選舉時,忽而心血來潮,半開玩笑地提出行動條件:假如是朱凱廸(註:香港左翼議員)帶領的非暴力抗爭,可以考慮再次走上街頭。

也許相比沉溺在模棱兩可的回顧與猜想,勉強尋求確鑿答案,舒文更忙碌於應付日常生活。

為趕及「死線」日夜顛倒,為求盡善盡美而廢寢忘餐,自從成為上班一族,舒文每星期重複採訪和撰稿的工作流程,她偶而也會氣餒疲倦,仿如受諸神懲罰的西西弗斯,不斷推巨石上山頂,巨石卻自行滾到山下,苦工永無盡頭。幸好記者舒文能夠從中履行左翼使命,報導環保組織收集食肆廚餘,再造轉化為有用資源,又記錄大學生開辦社區補習班,義教基層小童。

「我沒有答案。」說這句話的人失落迷惘,無力感籠罩她的城市,不過舒文至少仍能專心工作,可以的話就順道貫徹左翼信念,閒時一個人觀賞各地電影,品味小說故事。無奈網上「反智」言論依然會影響心情,當權者跋扈態度仍舊令人憤怒和絕望,於劇變重臨之前,沒有答案的她就只能借用卡繆的解答:即使徒勞無功,我們仍要努力推巨石上山,以不屈意志蔑視高高在上的諸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