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熱血時報提供合作機會,《香港文化論》已經順利出版,並在剛結束的書展銷售。然而,由我著手撰寫《香港文化論》之時,我已經知道這本書將會為我帶來一個很大的麻煩。在港共政權及中共政權對本土派的雙重壓迫持續升級,我知道很快就會有人以此書作為我主張香港獨立之證據;尤其是已經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澳門政府,有機會在我入境的時候以此書為由逮捕我。

到底《香港文化論》一書本身是否主張港獨?我只能如此回答:根據《香港文化論》的結論,獨立是保存香港文化自我的政治手段之一,然而保存香港文化自我不一定要透過香港獨立,只是在當前香港的政治形勢下,自治和歸英兩條道路似乎沒有甚麼希望。然而,我個人而言,更關心的是獨立以後的香港應當如何建設社會。我並非為獨而獨的原教旨主義者,如果香港獨立以後無法保存香港文化自我,無法建立自由民主並且公平的社會,那獨立就是毫無意義。任何政治主張應以提出建立一個理想社會為目的,如果你說不出獨立以後的社會如何理想、如何美好,你根本無法說服他人接受你的論述。

《香港文化論》的思路其實非常簡單:以香港文化自我確立香港之主體(其實我比較喜歡「自我」這個詞),證明香港文化獨立自存並且值得保護,然後提出政治手段由政治主權著手保護香港文化自我,包括獨立建國。不過,由於篇幅所限,書中並沒有提出明確的政治路線圖;將來我若有意訂下明確清晰的抗爭路線圖,就會根據香港文化論另外著書立論。

所有本土論述的出發點皆為港中之辨:如何分別香港與中國。不學無術的人會單純以「在香港出生/成長」這些本身沒有價值和意義的客觀事實來區分香港和中國,而無法證明「香港人」和「香港」在價值上與中國人或中國有何分別;而《香港文化論》就是以文化自我之區分去定義港中之辨。

《香港文化論》的演繹系統非常簡單,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定義「文化」這個概念,指出為何要以文化區分香港與中國;第二部分,根據此定義重建香港文化的系統;第三部分,指出為何要保存香港文化。

第一部分其實是最難理解的。在文化哲學的傳統裡,歷史上大多數哲學家皆以「價值系統」去定義文化,例如「中國文化」即儒家精神/價值,背後要假設文化有清晰的價值系統而且所有文化現象或行為皆體驗了這些價值。可是,很多文化圈成員進行種種文化現象之時,皆無價值之前設,如穆斯林婦女蒙面可能只是習慣,是社會化的結果。因此當代文化哲學之另一文化定義為文化作為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只是一種無特定價值之習慣。這套定義對全球所有本土主張及文化保育理論來說都是災難,因為文化從此就失去被保留之價值。故此,《香港文化論》採用詮釋學理論,認為文化為我等提供解釋的能力,然而書中卻稱文化為「處境關係」而非單純的「解釋能力」。因為如果我說文化只是一個解釋能力,就是把文化當成是一部超級電腦,你將一個文化行為放進去,它就會計算出這個文化的意義或價值,背後的依據依然是價值系統。《香港文化論》強調的是,這個「理解能力」背後的根據並非單一的價值系統,而是涉及「處境」與「關係」:共同的歷史、地理及互動社會經濟交流構成共同的「處境」,讓各文化成員共享共同的語言、相似的價值和生活方式。上述資源連結成一個龐大的網絡,成為提供理解能力的依據。

第二部分則為重建香港文化之系統。香港文化無明顯的價值系統與生活方式,然而由於社區網絡的形成,令大家有共同的語言去互相理解對方的言行,形成一個共同的文化自我。一旦了解第二部分之理路,第三部分就容易理解得多。只要香港人承認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基於香港文化為自己提供理解能力,而認同香港文化之價值,就應當作出政治手段保護香港文化。

《城邦論》有三大前設:第一,假定文化作為價值系統,第二,假定香港文化作為華夏文化,第三,假定華夏文化值得保護,故香港要負起復興華夏文化之重任。這三大前設為城邦論留下很強的統派色彩,亦令城邦論的解釋力嚴重受限。首先,文化作為價值系統之傳統定義無法解釋所有文化行為。其次,香港文化事實上並非一個單一價值系統,假定華夏文化為「主流」自然無法解釋沒有強烈華夏文化認同的香港人之文化認同,尤其是西方化的天主教及基督新教信徒,以及南亞少數族裔,結果只能把他們當成是「少數」或「邊緣」。再者,華夏文化為何值得保存?如果我根本不相信儒釋道之價值,你根本無法說服我去保存華夏文化,但我仍是香港人。以「華夏」去定義「香港」的理論代價絕非我這一代西方化的年青人能夠承受。我不是反華夏,然而我並非華夏的死忠,我與勞思光的立場一樣,只是以一個批判者的角度看待華夏文化,「該保存的保存,該揚棄的揚棄」,就是如此。

反之,《民族論》一開始就不以文化為主體,而以民族為主體,將文化收納於民族之下。然而,民族論將香港之主體建基於「民族」,其民族定義為:一,「有統一語言」;第二,「有清晰地理範圍」;第三,「有共同經濟生活」;第四,「有處於同一文化基礎上的穩定的共同心理特徵」。前三者都只是客觀的事實,未能帶來價值判斷;只有最後一點帶來價值。而根據李啟迪的說法,香港人的「共同心理特徵」為「經過長期的分離和共產黨對中國文化的摧殘,香港人再難找到與中國連結的文化紐帶。直接一點來說,香港人的共同心理特徵就是遠離這個被共產黨主導的中國,在自由之地生活。」於是香港民族主體最終還是還原成一個政治認同主體:反共。然而,反共這個政治認同主體到底透過甚麼結構,與「有統一語言」、「有清晰地理範圍」及「有共同經濟生活」連結起來,構成民族主體,並且具有獨特的價值呢?因為台灣也反共,南韓也反共,單靠反共作為香港之價值來源並不能彰顯出香港之獨立性。

以文化定義香港是最為合適的,因為文化即使不能以價值系統來定義,文化本身就一定包含價值判斷。只是在結構疏散的香港文化裡,你不可能以簡單的儒家精神「仁義禮智」去解釋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即文化行為),而西方的甚麼人權價值觀更是與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沒有直接關係。《香港文化論》是站在《城邦論》與《民族論》之間的理論,將兩者兼容並包(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3-07-2016/29200 )。一方面,《香港文化論》與城邦論相同,以文化區分港中,以文化建立香港之自我意識;另一方面,《香港文化論》不以華夏定義香港,不以價值定義文化,而是視文化為「處境關係」,透過一群人在共同的處境上,以共同語言、相似的價值和相似的生活方式建立起社區網絡,從而擁有互相理解之能力,確認對方同為「香港人」;整個文化結構的核心就是廣東話和香港人生活的社區網絡,其次才是華夏儒釋道的價值系統、基督宗教價值系統與世俗自由主義價值系統。

簡而言之,香港文化論之差異可以與民族論及城邦論作出以下比較:

《香港文化論》亦與《香港民族論》有明顯差異。民族論採用社會科學之方法,以民族定義香港之主體,希望證明香港人為一民族,從而指出香港人有權進行民族自決前途。但《香港文化論》則無如此清晰的政治主張方向,儘管目前來說《香港文化論》很可能會為香港獨立提出穩固的理論基礙。《香港文化論》完全是以歐陸哲學(詮釋學和存在主義,也有用到一點語言哲學之概念)之方法建構理論的。然而,《香港文化論》盲目反中,與華夏文化切割,又非多元主義,單純視香港為多元價值的雞尾酒,而是視香港文化為一套語言系統。

《香港文化論》只是論述的開始。香港文化論建構出香港之文化自我,卻仍未提出具體的政治主張與社會建設方向。未來,我需要建設出香港之重建社會理論與主權國體理論,以在有限的時間內保存香港文化的最後血脈。香港現處於身死存亡之秋,我已經沒有時間去思考《香港文化論》這本書會為我帶來的危機。如果有一天中共硬是要以言入罪的對付我,說我搞港獨,我只能坦然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