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傘革命後,和理非、非暴力抗爭似乎成為了「鳩做」、「搶光環」的代名詞。而興起的本土派的抗爭大多均是勇武的,如光復行動和年初一事件,如此一來,非暴力抗爭如示威集會等看變成消耗民氣,一無是處。但我認為非暴力行動並非完全沒有意思,反而完全排除非暴力行動,才是不合理。

一、和平抗爭不等於做戲

我們過往反對和理非抗爭,其實不是因為和理非本身,而是因為當中的手段過於形式化和情感化。我們在七一、元旦遊行時往往只會高呼口號,同時強調秩序、不容許一切失控場面出現,結果錯失多次可以升級,加重政府管治成本的機會,使得整個抗爭變成儀式。而示威者在經歷這個儀式往往因為情感或是口號等錯覺地認為自身行動有帶來一些改變,或是對民主有助。但卻缺乏後續,就好像七一那天自覺香港有問題,要遊行,但遊行過後卻沒有反思,其他日子也不會有爭取民主自覺,結果遊行、集會變成了穩定的元素,每年均會如常出現,沒有意外,這便是常說的行禮如儀。更有一些人的心態根本不是考慮世界,而是以遊行作贖罪劵,希望成就自己的道德圓滿。

但要針對行禮如儀、形式化,要做的不是削足適履,完全放棄和平抗爭。而是要了解和平抗爭的意義。首先,香港的抗爭不是公民抗命,在劉易斯的正義論中早已說過公民抗命是需要在接近公義的社會作為前提,明顯香港不符合這前提。同,時也不是以自我犧牲作為道德感召,因為在過往香港的民主運動實踐中的早已證明這是不行。和平抗爭可以是具大威力,例如,真的有數萬人集會,而集會過程具有反思、同時願意有後續行動,不是止於集會等。

二、反對的是泛民 不是手段

另一點要說明的是一些本土派對不參加七一、六四的誤解。我們所以不參加六四、七一,其實因為六四、七一早已轉化為泛民的政治力量來源。六四事件是對香港民主運動有重影響事件,1989年的正面對主權移交,同時香港人與中國人之間有複雜同身份認同問題,而毫無疑問地大部分香港人在1989年均有支援該場運動。這種種原因均令六四、香港民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泛民長期以支聯會的六四紀念藉此得到六四的符號,背後所爭取的的便是民主運動的道統和話語權。而七一是主權移交的紀念日,每年的遊行使七一得到了[爭取民主]、[爭取人權]的象徵。泛民一直以這些紀念、符號不斷得到政治能量。正因為我們反對泛民,所以我們才會杯葛這些活動。而不是在於其和理非等等。而我相信,在本土派沒有政治潔癖、道德潔癖的思維下,所做的抗爭哪怕是有和平元素,也會比泛民更為靈活。

三、獨派也需要非暴力吸納民眾

社會運動除了有提高政府管治成本、向政府表達不滿的功能外,更是吸引民眾加入自身陣營的場所。獨派、本土派目前給社會大眾的形象仍然是勇武、暴力。但事實上暴力與主權獨立沒有必然關係,因此可能有一些在統獨立場上其實開始轉向獨立,但因為本土派強調勇武、門檻過高而不能加入。因此非暴力的活動可以吸納這些群眾,同時宣揚港獨思想。這樣獨派的人數可以增加,乃至變成主流。而這些民眾被獨派吸納後,思想也會漸漸改變,放棄絕對和平主義的思想,這對香港獨立運動百利而無一害。

四、迷信勇武是另類的固步自封

李小龍曾說:「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以往勇武派能突破社運樽頸,使香港進入新的社運模式,是因為他們不介意暴力。但現今的一些勇武派矯枉過正,絕對地反對和平集會、遊行,認為這完全是消耗民氣。而對於抗爭的想像均是以旺角大戰、烏克蘭等勇武抗爭為主,完全排除和平集會的可能。但獨立運動不可能缺乏較為溫和的運動,至少印度獨立在暴動以外也有和平集會。如果完全只有暴動,所付出的成本完全不合效益。而缺乏和平集會示威支援下的暴動只會變成散兵游勇,累積不了力量,更可能便消滅。再者,獨派支持仍是少數,故需要集會等方式集氣,得到更多人支持。因此,我們不能單靠勇武、迷信勇武,而是要不排除所有可能的方法,用Malcom X 的說法便是:{ By any means necessary.}。

結語

孫子有言:「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靈活和多元是抗爭成功的必要條件。一方面我們不應有道德潔癖,排除勇武抗爭。另一方面我們不可能把抗爭限於旺角和烏克蘭的勇武式衝擊。說了那麼多,其實希望大家可以出席香港民族黨舉行的集會,8月5日,晚上八時,添馬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