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護受訪者私隱,筆者曾改動或杜撰文中部份時間、人物、地點及情節)

為甚麼要來香港?

桂茹最近一次遇到類似問題,是在寧夏一間派出所,當時她因涉嫌「非法採訪」而遭當局拘留,她吸取了前輩經驗,懂得如何裝傻扮懵,有一句沒一句地敷衍公安。公安也想大家好下台,沒怎麼為難她,只是官式問了幾句話,然後就閒聊了一整晚,不知不覺間就談到,為甚麼這個20多歲山西女生,捨棄前景似乎更好的上海和北京,南下香港這個沒落的都市。

那時候,桂茹沒意思認真回答,故發嬌嗔說了句:給你扣留在這裡,留了記錄,還怎麼到上海工作呀?說實話,她來了香港不過兩年光景,有一年在中大讀新聞學碩士,另一年則於本港中文媒體當記者;可於短短時間內,那帶有口音的廣東話已說得流暢自然,她告訴我,希望自己能於香港落地生根,拿到永久居民身份。我一如那位寧夏公安,忍不住問:為甚麼想留在這裡?

桂茹立刻道出兩個字:自由。我聽罷不禁有些疑惑,她是不是也像應付那個寧夏公安一樣,堆砌出一個體面答案來應酬我。

一個率真誠實的香港記者

留宿寧夏派出所那一次,其時桂茹的確在做實地採訪,走訪受害者家庭和維權人士,詢問他們能否走出多年陰霾,並記錄政府所承諾的補償和追究責任,如何一一落空。表面看來,桂茹與其他滿腔熱誠記者無異,僅用上「站在雞蛋一方」和「揭露社會不公」兩句話,就能概括她的人生志向;或者,如果要她一句帶過自己的新聞理想,也會如此簡單總結。

我認識了桂茹一段日子,沒錯,她的心傾向中國貧苦無依的底層大眾,同情他們對抗龐然國家機器,但這只是其行文間所流露的一面。

我們常常討論昔日報導,桂茹往往都會誠實面對自己,承認工作時難免有個人偏好,有時候即使質疑「受害人」的故事或多或少流於片面,也不太願意加以挑剔;她又不時反思,一宗宗悲天憫人的維權事件,情節人物縱使個個不同,背景主旨卻大同小小異,假如傳媒以新聞公器,反覆灌輸同一政治訊息,是否真的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大義凜然地說客觀公正呢?

桂茹是內地高材生,原本於重慶大學本科修讀法律,將來成為專業人士,但她最終決定修讀第二學位,以新聞傳播為其人生志業。「揭露社會不公」,桂茹自述當初確有此宏大志向,同時她也坦白說,小時候當過報社小記者,於那段發掘市民故事的日子,享受自己寫的文章呈現人前,滿足感覺記憶猶新;到了大學時期,她經常成為活動主持,享受對大眾展示神采的自信。

再三反省後仍堅持「站在雞蛋那一邊」,「揭露社會不公」之餘,亦承認希望滿足一點私心,我認識的桂茹應不會為了一個迂闊概念,幻想著「自由」二字的美好,就決定要以香港為家。

觸得到摸得著的「自由」

回到最初的起點,桂茹衝口而出的「自由」是甚麼呢?

我腦海中立刻浮現「言論自常」、「採訪自由」、「出版自由」等概念,畢竟香港市民眼中的基本權利,對內地民眾來說可不是理所當然。不過這種想法只是我一廂情願,桂茹不是不理解和珍視各類型「自由」原則,但她心目中的「自由」卻是源於一段生活經歷。

當時是2014年,桂茹還是中大新聞學碩士生,遠赴北京參加實習計劃,於《紐約時報》駐京辦事處擔任記者約一個月。桂茹寄居在親戚家中,每天早晚擠兩小時地鐵,跟隨著人潮往返工作地點,但如果你說摩肩接踵的都市生活規律,聽起來好像與香港差不多,她會斬釘截鐵地否定。

桂茹經常遊歷在外,有時候到偏遠地方時,人生路不熟,她一個年輕女子會帶著防狼噴霧器徬身。就在她踏足首都的第一天,忘記行李箱內這件罐狀「可疑物品」,地鐵安檢人員搜出後大吵大鬧,當眾威脅要報警處理,幸好她保持冷靜有禮,解釋為何隨身帶著防狼噴霧器,成功說服對方息事寧人。桂茹此時仍只顧著委屈不服氣,還未有充足心理準備,即將日復一日見識國家機器的敏感和神經質

每日於北京各個地鐵站,乘客都要先通過安檢才能步入閘口,桂茹時常要當場喝一口所攜帶飲料,證明不是爆炸品方可「過關」。不過她沒有習慣成自然,反而提起這段日常往事時,語氣仍帶厭惡不耐煩;這種生活感覺一點一滴累積起來,致使北京景物儘管巍峨有氣派,灰黃天色下,她只察覺到無日無之的監控,無心欣賞當權者悉心維持的宏偉外貌。

親戚住所鄰近國安機關,桂茹每日路程都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軍人監視著街上一舉一動;有時家裡電話會傳出奇怪聲音,親戚說是見怪不怪,機關人員會監聽周遭通訊。桂茹回想自己於內地生活二十多年,至此才首度意識到「國家」和「政治」的存在,但對於如此龐大力量,她只覺得討厭無理;天羅地網下,北京沒有成為安全有序的居所,反而像是個可怕陌生的牢籠。

同樣擠逼的地鐵車廂,同樣洶湧壓迫的都會人潮,北京和香港之間卻橫梗著一道名為「自由」的鴻溝,內裡不是甚麼慷慨激昂的概念原則,而是日常生活的切身體會。至少到目前為止,桂茹流連於香港鬧市,尚未察覺到強大冰冷的國家機器隱身其中,日夜監控著她的言行舉止。

「心中無黨」的中共黨員

今天,桂茹是個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嚮往免於監控的自由;她同時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八千八百萬的一份子。她有時懊悔地自怨自艾,當初都沒怎麼深思熟慮就入了黨,對不起自己;我呀,就覺得她「恨錯難返」的語調太過沉重,我們的生活大多都不免這樣,計算和籌劃未來總是徒勞無功,拿上手的東西最後發覺不合用,現在的我譏笑著過去的我。

薄熙來治下重慶,「唱紅打黑」的年代,大學尖子桂茹獲得入黨邀請,她不是像如今所說那麼不明所以,實則事前曾諮詢媽媽和師長意見,他們都認為有黨員身份在手,找工作會方便些。不過現實是黨員有近九千萬之眾,僧多粥少,較有把握的,就是對加入國企有幫助,具體講到怎樣發財或升官,桂茹的「智囊團」都心裡沒底;大家都僅僅覺得,有總好過無,多一個身份資格對事業發展總有幫助,應該是吧。

黨可以給我甚麼呢?高材生心中有朦朧答案,但可能從未認真想過這個問題。不管如何,入黨筆試當然難不到桂茹,而面對那些檢查其思想狀況的「傻婆」,她坦承是「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輕易打發掉。其後,這個新晉黨員熱心爭取成為「唱紅打黑」活動的主持,目標是訓練膽量和實踐主播技巧;薄熙來倒台,重慶變天,但對桂茹來說只是換了口號,再不用高呼「三進三同」和「五個重慶」,她仍努力運用黨的資源,專心經營自己的人生。

時至今日,當寧夏公安指控桂茹「非法採訪」,她立即搬出黨員身份,強調自己信奉馬列毛鄧,擁護習近平總書記,惹得盤問人員失聲竊笑;可見入黨還有「剩餘價值」,可供香港記者桂茹拿來「開玩笑」,於派出所緩和對立氣氛。近年中共中央多次譴責大量黨員「心中無黨」,不交黨費,不參與組織生活,不信共產主義,桂茹正正是犯上所有不足的「反面典型」。

按中共規定,每一個黨員都必須於某個機關「掛單」。桂茹的「單位」是家鄉小區的居民委員會,過往這類街坊組織只是飲茶灌水,給大媽們一個歇腳場所,黨務活動全都馬虎了事,更不會有人多事查究誰沒有來開會。悠閒風氣近來卻蕩然無存,桂茹說居委會不滿她多次缺席會議,威脅要除名處罰;於是她母親隨機應變,承諾會代女出席,吸收「黨的訊息」,再轉達給遠在香港的女兒聽,勉強堵住居委會的口。

自習近平上台後,中共中央認為眼前種種政經痼疾,病根之一為黨員失去精神信仰,人心散渙,所以大至反腐打貪,小至追討黨費,總之必須從嚴治黨,重振基層思想風氣。自改革開放以來,當市場經濟愈趨強大,不待中共高層推廣「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道理,以千萬計的基層黨員都改信了實用主義;他們祈求富國強兵也好,謀取私利也罷,「共產主義」都逐漸成為空洞標籤。

只要現今的社會土壤維持不變,黨內的「桂茹」大概只會除之不盡,「春風吹又生」;假如非重振共產精神信仰不可,也許習近平真正要整頓的對象,並不是個別「反面典型」而已,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身。

如何解讀十三億個人的「私歷史」?

一個人的體驗,可以代表八千八百萬份之幾個黨員,十三億份之幾個中國人?誠然所有人的「私歷史」都獨一無二,但世上總有他人也經歷過相似的生活軌跡,探索過同一可能。

桂茹還在家鄉太原時,她是本地人際網絡的「既得利益者」,從沒想過求醫治病會是難事;然而當她成為重慶的外地人,沒人際關係可以疏通,頓時發現自己求助無門,花盡功夫才找到醫生看病。與桂茹同一經歷的異鄉人應該不在少數,縱使他們不一定因利益受損,而悟出桂茹的結論:社會不能單靠人情關係運轉,我們需要制度規則以確保公平公正。

留港兩年期間,桂茹曾經大病一場發高燒,要入院治療,剛巧其母來港探望,陪伴在側。她見到香港的醫生只開出退燒藥,不為桂茹做腦掃描,又不為病人吊鹽水,一度當場詰問,事後回想才恍然大悟,明白年輕女兒發燒,其實反映身體正對抗病菌,根本毋須多費藥力損耗病者。桂茹母親又聯想起,不少內地醫生所以提供那麼多療法和藥物,說穿了都是小事化大,盡可能開多些票據收錢。

為甚麼要來香港?自從親身比對中港社會之別,桂茹的母親認同女兒的結論,再沒有問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