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論》乃安德烈的著作。本人幸得出席其新書發佈會,亦與安君交流幾句。我認為《香港文化論》可以解答到幾個我寫《香港人論》時的難題。

一般我們會如此描述香港文化:多元文化交融。

我對此觀念抱有懷疑:
「香港從文化上、種族上都華洋共處、中西合璧,融會貫通。人人擁有幾種文化的相異特質,但同時又不屬於彼此,有部份文化和價值觀就如油水不能混和……或者更甚的是,香港人根本不以上面種種的舊有價值作為出發點,而是由多年醞釀,無獨有偶,創造出一套全新的、獨一無二的,香港土生土長的價值觀,其與中國傳統的和西方傳入的兩個母體相似,但非全然一樣,而且所有人都未能辨識其身影,那是矇矓的、曖昧的、全新的,暫未有度身訂造的詞彙去描述那價值觀」(節錄〈我在曖昧香港〉)

我構想香港文化為某個價值之彰顯,即如儒家、道家、神道教般,統粹、單一的思想、價值,將「香港文化」訴諸其一種價值。故此面對香港多方文化交雜之際,就難以定義香港到底遵循何等價值。

安君於《香港文化論》中提出「處境關係」論,令我矛塞頓開。

將「香港文化」視為某一種價值,乃狹窄的想法。一個人無法組成社會,至少要兩人,有兩個人就產生關係,更多人就產生群體。就如各種族、膚色的人聚集香港,即使價值觀各有不同,廣義上都屬於「香港人」,若然視香港為純粹的價值,即將人群劃分成華夏、回教、鬼佬、華人,等等,必不能包容所有人,所建構出的香港係分裂的圖像。

《香港文化論》則嘗試從「處境關係」尋求答案,尤其當現代人類活動繁複,一國之內難成純粹的文化主體,相同民族與否、相同文化與否,在乎親密度。共同的語言、價值觀、地理、歷史等等,提供基本資訊,供我們認識他人,藉以想像其詳細,得以建立更親密關係。多方價值如何合一,在乎於「關係」。

常言道「生活方式」乃文化的體現。若將某國文化定義為某種價值,譬如定義伊朗為穆斯林,則令某國文化的範圍收窄,變成伊朗只得穆斯林,而沒有穆斯林以外的人在存在。生活方式除了其本身遵循的某種價值之下的行為規範之外,亦包含「與人相處」,而與人相處的「關係」,就正正連接各種人,以構成多元的社會。

《香港文化論》將香港本身視為整體,即 A價值─關係─B價值─關係─C價值 。若循我原初的想法,以價值為主體,就變成 A價值 B價值 C價值 ,當中沒有連繫,各自獨立,成不了大香港。簡單而言,「香港文化」的描述對象不是特定社群(如華人社群),而係整個社會。

我於〈我在曖昧香港〉的修訂入面如此一段:
「蘋果加香蕉加橙,是一種甚麼生果,其可以叫做「雜果」,但永遠只會停留於疊加的複數而非獨立個體;蘋果還蘋果、香蕉還香蕉、橙還橙,三樣加起來絕不會成為別一種全新的生果……香港人、香港文化的本質,並不能輕易將之定義為「世界各種文化都有」的大雜燴,那只會愈講愈抽象,同時亦係逃避尋找香港人根性的藉口。」

兩者的思想有點相似,不過〈我在曖昧香港〉是開放式問題,《香港文化論》則為答案。

另外安君在發佈會中提到「文化主體」的概念:
「一個原始人,沒有經過與他人的對照,係不知道「自己」。同理,文化不與其他文化作對照,就定義不了自己的文化為何。」(據其大意摘錄)

我於〈從日本人論到香港人論(一)香港人之自我意識〉中就類似的問題寫過:
「人先在人群之中定義人群,為第一層的身份,再於各民族之間定義自己民族,為第二層身份。換言之與民族身份同質的團體身份率先存在,而後再指名、轉化為民族身份……相較日本,其於開國之後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而生的日本人論、經已屬第二層的身份探究,因為先要有自己──「日本人」的概念,先至能與「西方人」作比較。

近十年香港受支那入侵,大量支那人來港橫行帶來直接的文化衝擊,但香港一直缺乏香港人論的討論,對於自己族群一無所知、缺乏的就係「香港人」之概念,令民族層面的身份先於團體身份,故成就今日香港人身份認同之吊詭。」

安君以台灣作例,指多次的文化衝突及殖民令台灣建立起主化主體。我則認為,即使有文化衝突,亦要我們對自己有深入認識,先建立得起文化主體,否則就借得成東風,火卻燒不起:文化主體沒有填充內容。書中第四至七章亦此問題提出政治藍圖,正好解答我於香港人論所提出的問題。

《香港文化論》提出的理論,或者可以應用到香港人論的風土說之中:因為香港景觀核突,令人黑口黑面,從而影響與身邊人之關係,降低親密度,削弱社群的連繫,實為建立文化自我之一大窒礙。不知安君會否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