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就是由人所組成的社群。一群人為什麼會走在一起?在遠古時代,兩個人互相照顧能增加生存的機會,即使遇上猛獸的襲擊也有個照應,而這二人又可能遇上第三甚至第四個人繼而組成更大更安全的社群,簡而言之,一個社群的建立有其功利(utilitarian)的作用,功利在於她能夠保障每個個體的利益,這一點我相信放在任何時代皆適用。但一個社群的建立當然不單基於功利的計算,很多時候,隨著一個社群持續的成長更會發展出一種歸屬感,一種有別於功利的計算而屬於情感上的連結。兩者看似矛盾,其實只是一體兩面,更多時候兩者混雜一起,前者是後者的體現,而後者是前者的動機。

盧梭於《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中提出了公共意志(Common Will)的概念,可說結合了上述的兩個特質。根據盧梭,公共意志就是人民的共識,而一個理想的社會裡,人民的意志是以社會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若公共意志是一個人的大腦,政府便是一個人的四肢,公共意志決定一個社會要向什麼方向發展,政府則負責執行。人民以社會利益為首要考慮所得出的共識,便是從功利主義出發,社會為每個個體帶來利益的體現,但這個論點有一個前設,就是每個人民都必須是完美的公民,以社會的利益作為首要考慮。至於為什麼要以社會的利益作為首要考慮?這便是情感、歸屬感的問題了。若一個人忠於一個群體,他將這個群體的利益置於首位乃理所當然的事,亦是一個人忠誠的彰顯。每個人皆有其認為值得效忠的群體,可能是他的家庭,可能是他的球隊,可能是一班抱有相同信念的人,而作為香港人,效忠的群體是香港乃自然不過,用民族論的角度出發就是忠於自己的民族。願意置香港的利益於首位,甚至先於自己個人的利益,這就是我認為理想中屬於香港的本土主義,本土主義就是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之必要條件。

可是,《社會契約論》著於18世紀,當時一個社群頂多幾萬人,放諸今日的香港,可能連一個屋邨都不如,而一個幾萬人的群體要達成共識已甚艱難,更何況是七百萬人的社會。所以,盧梭也說過,真正的民主根本不存在,人類社會並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大部份現代民主的代議政制皆是折衷的方法,讓社會能夠在意見不同、價值觀不同的情況下,用最貼近民主的方式繼續運作。人人對何為「社會的最大利益」的看法可以南轅北轍,以甚麼方式來達至目標又會大相徑庭,處理如此多元的社會,最好的方法依然是民主。是脫歐還是留歐?是港獨、一國兩制還是一國一制?決定不了就用大家都接受的方式:民主,而以民主方式產生的結果就是公共意志的體現。

身體的意志決定離開歐洲、離開中國,便以民主的方式命令軀體執行。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就是社會的大腦甚至靈魂,而公務員團隊、透過民主政制產生的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就是執行本土意識的軀體。香港缺的不是軀體而是靈魂,因為英國人已留下一個強壯的身體給我們,但我們的靈魂卻被中國人引誘,被他們慢慢摧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