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港獨而不談文化者,狂也。空談一句「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是言之無物的廢話,因為「香港人」之字面意義就只有「來自香港的人」而已,只是一個客觀陳述,沒有價值或意義。「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長大」只不過是客觀事實,當中不必然含有「價值或意義」,因為價值或意義需要人根據一定的程序額外賦予的,此正是哲學上「實然推不出應然」之道理所在。要使「香港人」這個詞語有意義,就必須令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有價值的基礎。

為「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提供價值基礎,需要訴諸外物,為「認同」提供理論基礎,例如政治認同、經濟認同、種族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等。然而,政治認同及經濟認同均建基於變幻無常的政治與經濟利益當中,如果「香港人」之身份認同之所以有價值只是因為它對我有利,那麼當有一天國際形勢改變,「香港人」的身份對我不利,它就沒有價值。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建基於政治或經濟利益之上,是把房子建在沙上而非盤石上。當然,將香港人身份認同當作政治認同的論者可以辯護,指香港人身份認同之價值在乎香港獨立之國體、主權或政制之類。然而,香港之國體,香港之主權,香港之政制,又比世上其他的國體、主權或政制有甚麼分別呢?為何我僅僅認為香港對我有價值,使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呢?

我等所這之價值,乃是可持續之價值(persistent value);即使那不是上主之永恆價值(eternal value),起碼亦要穩定而持續存在。因此,價值的對象要有相對穩定的結構,不可能朝令夕改。如果身份認同之認同等於價值認同,而認同的對象必須有價值,文化就自然是最理想的認同對象,因為文化本身就包含了價值。

西方哲學對文化我傳統定義是「價值系統」:文化就是一個社群的人所相信並且實行的價值系統(「文化精神」);例如華夏文化就是以「儒家精神」為中心。價值影響個人的言行與生活方式,形成文化。例如日本的茶道就是實踐了其神道文化之價值。民族、種族等客觀事物本身卻不具有這種「提供價值」的功能。然而,在「反規範」(anti-normative)的趨勢下,持後現代思想者認為文化非價值系統,只是一種行為模式,是一堆「生活方式」,背後是沒有特定或唯一的價值。

傳統的文化定義存在一個嚴重的理論漏洞:武斷地假定一種文化就是有一種特定的精神或價值系統,並以此解釋該文化之所有現象(即生活方式),而無視文化圈成員對同一文化現象的理解可以存在嚴重差異。再者,面對香港文化、美國文化這類構成複雜的文化,我等根本不可能用單一的價值系統去解釋所有文化現象的發生。因此,《香港文化論》提出了新的文化定義:文化是處境與關係。文化就是一套關係網連結所有成員,使大家互相理解。這關係網內有三種重要部分:共同語言、相似(而非唯一)的價值以及生活方式;當大家共享同一歷史、地理與社會經濟處境,形成了社區網絡,互相交流、溝通,令大家認為對方都是較易理解的、較易溝通的,文化圈就形成了。當然,香港文化成員依然可以理解英國文化成員之言行與價值,只是會有一種陌生感,清楚地意識到對方與自己的群體有相當大距離。而當香港文化遇上蠻不講理的中國文化,衝突就變得無可避免。

文化讓我等得到理解之能力,然而這種理解並不限於理性。文化的特點在於,它很理性,也很感性。文化既是理性的,因為它具有一定的客觀形式,例如蒸魚炒菜之烹飪方式;文化又是感性的,因為它具有一定的主權情緒,例如價值意義之感情投入。我等之文化的構成愈複雜,我等對他人及自我的理解能力就愈高。

文化是與一套價值、生活方式及語言建立關係,使人有理解之能力。因此,文化主體之形成完全依賴於社區網絡;而一個文化要意識到自己與其他文化有所不同,必須先發生衝突。

即將在2016年書展(7月20日開始)公開發售的《香港文化論》提出了「港中三層衝突」之理論,言明港中之衝突如何由政治衝突演變成政治矛盾,經濟衝突演變成經濟矛盾,文化衝突演變成文化矛盾,結果令香港人之文化認同與中國人之文化認同對立:香港人非中國人。重建文化認同,搞清楚港中之辨,好好保護香港之文化主體,是本土派、建國派和獨派應有的論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