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香港人論,主要包括三樣嘢:對於民族自身的觀察(民族性、性格特質)、解讀(民族抑或民族性的來源及成因)、反思(尋求進步)。

我們從歷史中探求遠古的民族性,那些古籍、文獻,或者會記載著以前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等等。然而,香港在這方面的大眾知識出奇地貧乏,就連香港近幾十年的政局、政策等等竟然都要專人另文講解。香港島的「維多利亞城」、策劃予以香港人更多民權之「楊慕琦計劃」、「香港保衛戰」之歷史等等,可算是偏門的知識,市井師奶、學生哥可能一竅不通,而我亦係一知半解而已。

香港人或者係一個不重視歷史的民族。前境暗淡,今日唔知聽日事,活在當下,結果就不留一點痕跡。後世就連追溯尋源的機會都沒有,一切都帶入墳墓裏直到永遠。失去那些瑰寶的後代,就像孤兒──歷史的孤兒,每一代香港人的歷史都係斷裂,沒有傳承。千百年前如唐宋,留下大量文化的資產,今讀唐詩宋詞仍感受到當日河山壯麗,何以香港則無一物可現其三面環海、波瀾壯闊之景象?

香港地的歷史可追溯至秦朝平定南越而後設郡,距今二千二百幾年,受中原文化影響,理應知書識禮,起碼都識字而不至得以繩結文與朝延命官溝通。當然有香港地之記載於唐詩宋詞,可見於「唐代詩人劉禹錫寫於八一六年的《沓潮歌》:『屯門積日無回飆,滄波不歸成沓潮。』……八一九年韓愈貶官嶺南,寫了《贈別元十八協律》:『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濤沒。』」,當中「屯門」,如無意外就係今日的屯門。但不幸,那些都是中原之人的字,而我所尋求的係生於香港長於香港的古人、其所寫下的字。開埠以前的境況究竟如何?

公元七世紀,日本大化改新後追隨唐之雅風,寫漢詩學佛。大唐盛世可謂舉世無雙,就連千幾年前十本自唐傳入日本的漢文古籍,亦係經深諳漢學之韓國人帶去。然而秦朝就遭中原文化染指的香港狗口生不出象牙,完整的本土文獻等等未聽過有,且怪我孤陋寡聞。但即使我的武斷被推翻,亦無改我推論之正確──香港人從古至今都係文盲大族。若稍為有文字記錄,今日的本土論述都不至於陳腔濫調;若稍為有文字記錄,後人可藉其而感受到歷史,凝聚民族意識。失去歷史脈絡的民族意識係虛幻的、分崩離析,歷史無法串連起來,便生疑惑。

然而將香港人視為以同一歷史文化結成的民族,這觀點本身就奇怪,因為考慮近幾十年香港的人口變動、遷移,香港人未必都受同一套文化洗禮;卻就同住香港,無論出發點在何方,目的地都係香港,八方來客匯聚,最終成為所謂「命運共同體」。最終大家都在香港地生活,對景物的印象都一致,有共通的記憶。

民族要有共同的記憶,譬如美學、文學等等。而大自然之靈氣亦要用心感受,由衷欣悅,故不得不抒發,遂成文學。文學的根本就係對於「美」之讚頌。文學可以記錄民族性,同時亦能建構民族性,係相向的、循環的因果。從結果而言,香港民族的學養低下,缺乏文學修養,缺乏「美」之意識,不重視美,故寫出來各做出來的都令人反胃。古時的香港人都係文盲,且連一絲對「美」的追求都無,留不低一點一滴文學,故難成民族意識。缺乏美感的香港,乞人憎,非人之地。

早排睇過一篇文講劉以鬯的《酒徒》,述其藉《酒徒》抒發香港人對文學冷感,對文學簡直一片死寂。幾廿年後今日,看似都一樣吧。篇文搵唔返,唯引另一篇文章代替之:

「我是讀文學出身的。在華文世界,香港文學是邊緣,大陸和台灣人都覺得香港的中文不夠標準。香港作家有那幾位,恐怕連香港人都說不上。這是殖民地時代愚民政策留下來的問題,重商輕文,大家專心賺錢就好了,不鼓勵大家關心香港文學、香港文化。劉以鬯當年是單打獨鬥,一個人努力,遇到他認為有潛質的年輕作家,會不惜冒著被罵的風險,為他們在一堆算命八卦奇情小說的欄目間找個好位置,讓這些文學的苗得以生長。
香港文學從來沒有在這塊土地好好討論和發展;政府沒有明確政策支持,學校不教,大學research不計,要開課很難,還不時有被削課的風險。然而,文學其實是文化的根。人人去布拉格懂得談卡夫卡,但香港彷彿沒有文學家。有些人出過一本書,天天在網上罵人,人們就以為這是香港作家。大家就是不知道、不理會香港文壇在做什麼,這很悲哀。」

(引用《他們在島嶼寫作》:劉以鬯在文壇的單打獨鬥與香港文學前路)

文學記載著美,而文學史則見證著對美冷感的香港人。香港人何曾感觸於世界之絢爛、而急不及待要以詩詠物?《香港人論》系列,查實就係我獻於神、歌頌北之國度日本的長篇風物詩,你又有無留意到?
或者有人會說:我們懂得影相呀,用相片留住溫度速度感和態度呀!

對不起,相片可沒有這麼偉大。相片不會講故事,講故事的只有文字。相片沒有字、沒有聲音,只不過係單純一副相、畫、藝術品。 相有色彩,構圖,但無故事。相非語言。沒有語言,就傳達不了思想。思想傳承在於語言。 文學永垂不朽,只因文字本身就是語言的具體產物。文盲的香港人,沒有傳承,沒有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