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在自己的專頁 安德烈(蒸魚安) 以及五區公禱行動 談政治之時候,總有很多人留言和分享;然而,當我談及神哲學或大公教會禮儀之事,總是連讚好也難求。自從去年我完成《粵譯公禱書》第二版以來,依然很少人討論或使用,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明白為何我要大力推動基督宗教禮儀之復興運動;即使有人明白大公教會禮儀之價值,亦很少人能夠將禮儀復興與香港文化建國扣連起來。

至今英格蘭聖公會仍為英格蘭之國教;英屬香港之時,身為英國國教的聖公會亦在殖民者暗中扶持下在香港紮根,成為香港的國教,主持禮儀。九七淪陷以後,跟其他原來的親英派建制勢力一樣,聖公會急劇轉軚投共,卻保不住國教的地位,成為了共匪的小丑,還讓一個有痛腳在中共手上的人當上大主教;更諷刺的是這個無德無才之屎忽鬼,竟然嘗試推動禮儀復興,結果只是讓教會行禮如儀。故然禮儀復興必須恢復一些細微的儀節,例如在聖餐崇拜當中恢復獻香等等。然而有儀無義,僅屬行禮如儀;我等同時必須復興禮儀之精神,重建英屬香港昔日的國教精神,恢復香港的國家禮制,即普世聖公宗的禮儀道統。

華夏社會長期宗教感不足,令普遍人民缺乏宗教精神。皇室祭天與民間宗教信仰割裂,結果君主制一結束,宗教精神就消失了。日本是例外,因為日本神道教成功將皇家信仰與民間信仰透過神道的神話系統結合起來,平民依然有機會接觸國家宗教之精神。在西方,宗教精神與國家民族精神密不可分。愛爾蘭的民族衝突正源於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人與信奉基督新教長老會的蘇格蘭移民和信奉聖公宗的英格蘭之間的宗教精神衝突。在十九世紀,「成為丹麥人」與「成為丹麥信義會會友」是同一件事情(因而引起丹麥哲學家齊克果批評丹麥人混淆個人信仰與國家民族)。時至今日,英女王伊利莎白二世仍是英格蘭聖公會的最高元首。但聖公會之禮儀與信仰並不限於英國皇室;英國的平民百姓依然可以自由參與聖公會的早晚禱課、聖餐崇拜等禮儀,大家依然可以進出由皇室管理的西敏寺參與崇拜。

事實上,聖公宗禮儀之藍本《公禱書》的誕生,本來就是一場本土的政治運動。英格蘭都鐸王朝的亨利八世為了離婚而將英格蘭聖公會脫離羅馬天主教;時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藍瑪(Thomas Cranmer)就乘機實踐其宗教改革的本土神學思想,於1549年編成第一本《公禱書》,重新制定英格蘭的聖餐崇拜、早晚禱課、洗禮、堅信禮、按立聖職禮、婚禮、臨終聖禮、喪禮以及教理問答等儀文。在此以前,英格蘭的天主教教會的彌撒都是用拉丁文,完全與說英語的英格蘭民眾脫節;克藍瑪大主教寫成了首本以英語為語言的禮文書,讓英格蘭人能夠明白聖道。禮儀是信仰意義的載體,為了表達對上主之理解,為了表達對上主之敬愛,為了表達上主之誡命(實踐愛德),更是上主臨格之舞台;然而,禮儀不僅是人與神之間的事,亦是人與人之間的事。體會上主之臨格,建立人神關係,教化會眾,當然是重要;但同時,在禮儀當中,我等亦在上主當中合而為一,互相與鄰舍建立關係,變成一個牧區(parish),互相稱對方為弟兄姊妹。牧區之間形成教區,教區之間形成教省,把整個社會透過文化精神與道德精神凝聚起來。教會若要讓社區真正復和,並非像鄺匪保羅一樣為共匪說好話,然後譴責反抗者「暴力」;而是要透過禮儀之教化,重建社區的關係,讓大家有共同或相似的文化精神與道德精神。當然,沒有道德的牧棍難以推行此重任,故當退位讓賢。

今日英格蘭雖然走向世俗化,但聖公宗禮儀依然代表著國家的文化精神和道德精神。國慶、英女王生日、國殤日、二戰紀念日等,全部都由聖公會主禮。各地守護聖者的紀念日成為了當地的重要節慶,亦成為本土文化之重要活動。我的母校杜倫大學所在的杜倫教區是以聖吉伯(St Cuthbert)為守護聖者,故聖吉伯日成為杜倫市的大節日。蘇格蘭的守護聖者是使徒聖安德烈,故聖安德烈日亦成為蘇格蘭之主要節慶。主保聖人/守護聖者之瞻禮日/紀念日作為當地文化之重要節慶,猶如華夏民間信仰之天后誕,可以凝聚社區、維繫傳統,並且加強身份認同;然而香港卻沒有多少人會慶祝香港的守護聖者使徒聖約翰的紀念日,故未能像蘇格蘭一樣有一個全國性的宗教節日凝聚社會。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崇拜禮儀是生活的一部分,既盛載著基督宗教之信仰價值,也表達著香港本土之文化價值,以展現出香港之精神。恢復禮儀,才能恢復國人之文化意識與道德意識,凝聚香港人,使香港文化確立以基督宗教與華夏文化為核心之價值系統結構。香港以粵語人口居多,故禮儀必以粵語而非英語為主。香港受華夏文化影響,故禮儀當融入華夏之敬祖、敬天地等思想。復興禮儀就是一場本土運動,是文化建國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這不僅是教會的事情,也是社會的事情。縱使這一場本土運動不會得到很多人支持,甚至會受到來自禮崩樂壞的教會與行禮如儀的教會之雙重攻擊,受到反耶者的攻擊和侮辱,這條道路還需要有人背上十字架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