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香港人論,主要包括三樣嘢:對於民族自身的觀察(民族性、性格特質)、解讀(民族抑或民族性的來源及成因)、反思(尋求進步)。

(一)香港人之自我意識

我曾經覺得香港人難理解。人來人往車來車往都只係缺乏靈魂的空白載體。資訊太多,到底如何收集、整理,先得出到所謂「大多數人共同擁有的民族性」?與此同時,又要從眾多行為中攝取值得參考、能夠解構民族特質的行為,極為困難。之所以想去日本留學,因為我想更近距離觀察日本人,藉文化衝擊來凸顯自身文化,以便捉着那蠢蠢欲動的東西來參詳。太宰治居東京十年後返鄉,以一個異鄉人的角度反思自己、反思津輕:


「我為搞清楚津輕人的本質先踏上這旅途;我為探求何謂純正的津輕人而來到津輕,然後我不費吹灰之力便發現這樣的人隨處可見。」
「這六個町我最熟悉,係養成我性格、決定我命運的地方,反而成為我探討它們的盲點。」
(引用自津輕)

我認為只有從對照之中先能夠搵出差異。撰寫〈我在曖昧的香港〉當時,每日都諗如何看待民族之身份認同:係自反省而生,抑或藉由「鏡像自我」般的反映、與外國人比較、先有自己民族的形象?我一直諗一直諗,若果世界只得一個民族,又會否萌生民族的身份?我又諗,若果世界存在兩個民族以上、有異族得以比較時,自我也必先存在,首先要認識自己,而後再拎自己之特徵與別人之比較異同,故我在〈我在曖昧的香港〉中寫下:「 我認為香港人必須清楚自己,無論係自己的肉體、自己的靈魂、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方、自己的民族性 」。

我當時有一個假設:人先在人群之中定義人群,為第一層的身份,再於各民族之間定義自己民族,為第二層身份。換言之與民族身份同質的團體身份率先存在,而後再指名、轉化為民族身份;重有「鏡像自我」作用一直都存在。但我的書友的睇法卻剛好相反,他認為民族之間的比較先於民族之形成,其論證之詳細都不太記得起,畢竟那討論會都係超過一年以前的事。

但團體又如何轉化成民族,當中有無必然性?童軍、聖約翰救修隊,這些團體會否轉化成民族?或者那不單只只係「轉化」,而係「昇華」,民族鑲嵌於土地上,即所謂的地緣:日本民族於日本列島;香港民族於香港;中國民族於中國大陸。即使中國人移民到香港、美國、澳洲,他們的心依然繫於中國大陸那塊黃土,所以一旦進入其他民族的土地而不配合當地的民族觀,就變得突兀。


縱觀香港,即使香港人之中亦有異同,會有所謂多數與少數。香港人論若要定義香港人的民族性、找出社會規範,即係從那茫茫人海之中將不論多數抑或少數人的特徵都描繪出來的艱鉅工作,而當中沒有與「外國人」作對照,屬尋找第一層的身份。相較日本,其於開國之後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而生的日本人論、經已屬第二層的身份探究,因為先要有自己──「日本人」的概念,先至能與「西方人」作比較。

近十年香港受支那入侵,大量支那人來港橫行帶來直接的文化衝擊。但香港一直缺乏香港人論的討論,對於自己族群一無所知、缺乏的就係「香港人」之概念,令民族層面的身份先於團體身份,故成就今日香港人身份認同之吊詭。

要系統性地、科學地從現代社會中攝取一地人民之性格特質幾乎不可能,現代的生活方式有太多外來物干擾,顧日本,毋寧說江戶鎖國二百年助長日本成為「單一民族國家」(有爭議,如北海道及東北的愛奴族),但香港的情況則有太多思考的障礙。人的共同生活方式令其所接收資訊、互動都變得類同,性格不會有太大分別;但現代的生活方式各形各色,若要尋找一套最普遍、最深層的民族性,就唯有訴諸唯一的共通處──地。

老實講我不太認識香港,好多地方未去過。兩年前有想過要將每個地鐵站之間的風景影低,對照到底各區有何不同,後來覺得條街好臭,留多一陣都嫌臭故作罷。到底做香港人是否必須認識香港的全貌?

「我藉今次津輕之旅,人生中第一次到訪津輕的其他町村。以前,講真,從不識那六個以外嘅町。小學時去遠足或者其他活動,有去過老家附近幾個町,但現在卻不再留有色彩濃艷的記憶。中學暑假即使返金木的老家,都只係瞓在二樓洋室長凳上面,咕嚕咕嚕飲著炭酸水,一邊隨手執來、零散地讀哥哥的藏書段過活著,從不出門。讀高等學校時,一放假就去對上的哥哥於東京的屋企玩。畢業之後去東京讀大學,之後十年都無返過鄉下,所以今次津輕旅行,都不能否認於我而言是大事。 」
(引用自津輕)

自謂津輕人的太宰治,對家鄉的認識其實不太深,他明言很多資料都是翻返典故所得。記得川端康成之《雪國》入面男主角島村係舞蹈研究者,尤好西洋舞,然一次都未去過外國,都未睇過真實的西洋舞,僅從西洋雜誌中攝取相關知識。

即是話,即便作為香港人,我對香港地的認識都不太貫徹始終。奇怪的是民族身份似乎附帶彊域範圍:津輕人響津輕、香港人就響香港、中國香港人的民族觀則伸延到中國大陸。但身為某某民族卻對自己的地方無知都幾諷刺,仿佛白撞、霸人塊地。香港人只管香港地就夠,中國大陸對我們來講太過遙遠。

但同一撻地上面絕不只一種民族觀。又用日本作例,所謂日本的概念都係近幾百年先形成,如上面的北海道愛奴族,其實係十八世紀末遭德川幕府武力收編至成「日本」一部份;又舉津輕為例,津輕古為陸奧之地,其人為北海道的愛奴族之分支,因為津輕近內陸,故文明發展得較快,繼而融入所為「大和民族」的文化,但就非自古以來就被納入「日本」的民族觀中:「就連皇紀五百七十三年(約西元前九十年)派遣四道將軍鎮撫,最北也只到了如今的福島縣一帶,而大約二百年後的日本武尊平定蝦夷,最北也只到日高見國。所論日高見國,大概就是現在的宮城縣北部。再經過約莫五百五十年,推行大化革新(六四五年),派遣阿倍比羅夫征伐蝦夷之後,才首度出現了津輕這個名稱……(引用自《津輕》)」,之後又有幾次征討蝦夷,但都未至津輕之地。

民族身份與其彊界,似乎同政治劃分息息相關。昔日叔父伯自從大陸落黎,民族觀包納中國大陸;今我生自吾土,視香港為家。或如陳雲所言,過去幾廿年香港擁有相當實然主權,故「香港」概念悠然而生。但他日香港不再係香港,又會否有新一代香港人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