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兩性關係、父權/母權、女權。於美國留學9年的我發覺這三個範疇在香港仍然被人誤解甚深,因為香港的觀念仍然很封建。這是過去只發展制度不發展文化的惡果,在此暫不多談。

性別的定義影響大眾對於另外兩個範疇的觀感與理解,因此需要首先正名。性別中的gender與sex是兩個經常被一同理解的詞語,但本質其實不一樣。Gender是社會結構(social construct),是毫無科學根據的,是人類對兩性的人造定義。Sex是生物學上的性別,即荷爾蒙與性器官等等。現代社會的兩性制度以gender運行,亦即遵從人造定義去維持社會秩序(social order)。與白人優越主義類同,eurocentric (歐洲中心論) 社會大多都維持著某些人類自己定義的價值,以避免太大程度的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繼而維持霸權 (hegemony)。

「兩性」這個觀念本身已有一定程度的人造意味。的確,人類於生物學上只有男女之分,但兩性還另外涉及人類以gender為假定的社交關係。於維多利亞時代早期 (1820-1860),歐美人注重「真愛」,認為慾望玷污了人類靈魂上的情感,因此追求靈魂至上的純潔愛情,也追求禁慾,“the freedom from sensuality”。 【1】性行為只為延續物種,不為享受。相反,於維多利亞時代後期 (1860-1892),他們對性與愛相當開放:性是自然行為,慾望是與生俱來,因此不論男女(沒錯,他們絕對不規範自己要喜歡異性),喜歡就能做愛,就該做愛,這是擁抱人性 (human nature) 的表現。再者,人體與其相關的情感與慾望此時開始被當成消費品看待,性不再是純粹延續物種的科學行為,而是成為一種大眾與消費文化【2】

更有趣的是,於1892年,美國醫生Dr. James G. Kierman於他的文章發表現代首個有廣泛影響並與現今相迴的“heterosexual”定義;heterosexual解作對兩性均愛好 (”inclinations to both sexes”),他把這種健康上的「狀態」 (condition) 喚作“psychical hermaphroditism”,兩性均愛好是這狀態的「症狀」(symptom)。【3】 單一地愛好異性才是醫學上的正常,而這種「正常」狀態於當時沒有學術名稱。於文章中,Dr. Kierman也定義了同性戀者,homosexual:心理狀態處於另一性別的人(”general mental state is that of the opposite sex”)。【4】 Hetero於英語中解作多元,homo解作單一,由此可見heterosexual這詞的定義隨時代改變。性與愛的觀念從來都是一個年代的人造定義,沒有一個自古以來的標準。男女sex方面的結合除了延續物種外,於gender的情感層面上實在沒有任何實質科學根據去論證為自然及真理。現代西方的異性基準(hetero norms)於1900年代早期開始方被定義並採納,絕非天然。【5】

與白人優越主義及其他社會/政治上的意識形態(ideology)一樣,男女gender上的兩分法是維持霸權的一種方式。白人優越主義背後的操控者是富有白人男人,他們利用貧窮白人不能上游的怨氣對非白人(尤其黑人)加以抹黑,使同處於社會霸權底層的兩者互相鬥爭廝殺。他們將白人與其他有色人種以兩分法分隔,使非身處於社會頂端的白人相信他們的不幸都是非白人的錯。如此一來底層的人因為忙於內鬥,根本意識不到富有白人男人才是他們的真正壓逼者;他們永世在鬥,上層的資源就永世不會被瓜分。Lupe Fiasco的Words I Never Said有一句歌詞把這種霸權的自我維穩形容得相當貼切:”keep you at the bottom but tease you with the uppercrust”。【6】 Hetero-normative(以男女異性戀為基準)的霸權方式類似,以父權為本,而父權與當初歐洲的政治風氣關係頗深,一直運行到現代。

西方父權制度於中世紀開始埋下根基並一直延續到現代。中世紀時期的歐洲戰爭連年,以力量主宰,force makes right,誰打贏誰掌權。因為男人天生比女人有氣力,他們更適合上戰場,因此男人成為為統治者爭光的主角。又由於此時的歐洲大多是教廷掌控實際政治權力,因此教廷開始劃出對兩性不同的定義與教條。女人於戰爭頻繁的年代缺少搏鬥與上戰場的能力,因為不能為統治者爭光而被看作弱者甚至無能;她們需要依靠戰績赫然的男人來取得價值及地位,而女人最與生俱來的工具就是美色。於是教廷把女人定義作魔鬼,指責她們迷亂男人的心神。這就造就了男人為主女人為輔的父權制度。啟蒙時期早期,教育開始普及,因為女人是魔鬼,所以教廷說魔鬼不能接受教育不能掌握知識。由於女人沒法接受教育,她們與從前一樣難以為自己爭取地位,教廷於此時又指責女人無知愚蠢,所以理所當然地需要依附於男人身旁,因為男人天生就比較有智慧。真相是,男人害怕女人接受教育增長見識後會發覺自己原來被男人無理打壓(因為啟蒙時期的歐洲人發覺自己長期被暴政獨裁統治,因此他們害怕女人會相似地受到啟蒙),所以當時由男人主宰的政治圈千方百計阻止女人接受教育。不接受教育當然無知啊,這種人為的結果被放大成為人性,以協助男人維持霸權。政治由有權勢的男人掌控,這些於政治霸權頂端的男人為確保自己地位穩固,當然要鞏固父權,合理化自己的權力。這與先前提到的白人霸權類同。

歐洲早期的父權以男人剛強、有成就、富有、有權勢等作為優秀男人的定義,只能依附男人的女人根據這些定義去尋找一個優秀男人,以提升自己的地位。但這種制度同樣減少霸權底層的流動性,因為女人無論如何覓得如意郎君,她終究是根據父權標準去擇偶,這就無意中證明了女人要上游就只能依靠男人。女人爭奪優秀男人與非富有白人及有色人種互相鬥爭一樣,只要這種模式能夠維持,霸權頂層的人就是最終得益者。像有色人種只能迎合白人霸權內的經濟與社會運作模式力爭上游一樣,女人要上游就只能迎合父權體制。這種迎合成為向上流動的唯一方式,成為霸權最有效的維穩。現代西方制度以富有白人男人為霸權頂層,有色人種男人因為白人優越主義而減少了進入上流社會的機會,也因此難以符合「真男人」有財有勢的標準。富有白人男人為穩固自己的財富與權力,當然於西方制度內不斷鼓吹白人霸權及父權。

父權甚至於早期的歐洲殖民時期也被用作政治工具。當拉丁美州被Castille政權(即後來的西班牙)殖民時,Castille的殖民者以當地的土著太柔弱太不陽剛來合理化他們的殖民,因為殖民地柔弱,他們自然像女人一樣理所當然依附於男人(殖民政權)。對殖民地的feminization(女性化)是當時的父權制度下常見的政治手段。殖民政府不對殖民地人民作公民教育,同時對土著貴族提供優厚待遇,既「證明」了殖民政府才能使土著上游,也使受到特別待遇的土著與其他平民土著發生衝突;加上公民教育貧乏,土著不熟悉自己所處的政治體制,歐洲風格的殖民得以鞏固。

與父權相對的是母權(matriarchy),不是女權(feminism)。正如若白人優越主義有與之相對的霸權,會是黑人優越主義(black supremacy)而非黑人民權(civil rights)。女權只是性別版本的黑人民權。父權以male gender作標準,即所有對男女的期望都以男人的喜好為主,並有女人是弱者、依靠者的前設,這與白人優越主義假定黑人非同其他已被啟蒙(enlightened)的人類相似。母權模式相約,但與父權男女角色互換。例如,男人的最大價值是英俊與腹肌,女人可以比男人更享受性愛,性經驗豐富的男人被視作不檢點,男人被期望作家庭主夫,女人被期望賺錢養家,男人嫁了富有的女人於家中當少爺是男人理想的青雲之路,女人有權有勢最有市場,女人性騷擾及強姦男人更易入罪,與16歲以下男童性交不合法…

父權的特質直到現在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於eurocentric社會中,因為當時這些特質大多以聖經來論證,所以大部份屬於基督教及天主教國家的西方世界也繼承了這些特質。殖民時期的全球領土擴張把這種父權擴散至其他地方,導致現代大部份國家以父權制度運行。女權並非為了將社會變作母權社會,而僅是為了摒棄性別待遇差異,爭取作為人類的equity。黑人民權運動非要宣揚黑人優越主義,香港本土主義也非為了香港成為納粹香港。要推翻根深蒂固的制度先要發動體制內的抗爭,然後於體制外另立領土,互相配合。黑人首先要提升自己於體制內的地位(比如接受教育、不受種族隔離、平等工作機會等等),才有望推翻白人優越主義。香港人先要重新確立香港人優先的主旨與心態,才有力自立門戶,推翻現今獨裁政權及與西方霸權爭一日長短。同樣,女權主義者先要把女人過去的社會定型去除,提升女人於父權內的自主性,方有能力推翻父權制度。黑人民權、香港本土主義、與女權主義都是過渡期,不公若消失,它們自然完成任務,功成身退。

於拉丁美洲殖民史上有兩位女性是當時女權的代表,演繹了體制內外的社會抗爭。Santa Rosa of Lima是於殖民秘魯出生的西班牙人後裔,她據說有著驚人的美貌,無數男子慕名而來向她求親或求一睹芳容。由於當時的基督教/天主教對聖潔之人,尤其女人有一定的要求,如終生不破處女之身及頻繁祈禱,追求與神更親近的Santa Rosa便開始作出令人驚訝又敬佩的各種聖潔舉動。她為了杜絕男人崇拜她外在的美貌,剪了她的秀髮,把胡椒塗往臉上。她每天都會禁食,並頂上沉重且有刺的銀冠頻繁地祈禱,證明自己比男人更能承受苦楚。她活躍地幫助社區內的窮苦人民。她最終立下誓言終身當一個處女,達到當時聖潔女人的完美定義。Santa Rosa是她死後天主教廷對她的封號,因為她於當時比男人更加聖潔更加有能耐,打破了當時女人是魔鬼與弱者的觀念。另一個人物是修女Sor Juana Ines de la Cruz,她與Santa Rosa不同,不尋求制度內的極致,而是尋求女人突破當時基督教/天主教的父權體制。女人於當時被禁止識字及上學,她犯禁自習,由文學到科學都學識淵博,甚至曾經與牛頓交流科學知識,令當時自稱天生更有智慧的男人失色不少,並引起教廷的戒心及不滿。她更大膽提出獲得知識才令女人更聖潔更接近神,也鼓勵女人增廣見聞互相教育。這兩個女人顛覆了當時對女人的定義及概念,是女權主義者於體制內外抗爭的先行例子。

啟蒙時期的歐洲隨著政治風氣越發開放及自由也構成了女權主義。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是當時其中一個著名的女權主義者,她的作品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女權辯護)的其中一篇Of the Pernicious Effects Which Arise from the Unnatural Distinctions Established in Society貼切地帶出我的觀點。她於此文章中鼓勵女人打破對男人的單向依賴,並成為有職業及公民意識的良好母親與公民,同時不忽略男女各自的天職。她首先指出商業化社會崇拜物質的弊病,

“One class presses on another; for all are aiming to procure respect on account of their property : and property, once gained, will procure the respect due only to talents and virtue. Men neglect the duties incumbent on man, yet are treated like demi-gods…”[7](譯:「階級互相擠壓;因為所有人都希望以財產取得尊重。而[人]一旦取得財產,就會得到本應以才華及德行取得的尊重。[因此]男人忽略他們義不容辭的本份,但卻被如同半個神般對待…」)

作為人及公民的各種良好德行因為社會轉向對物質崇拜而逐漸被忽視。

“The respect, consequently, which is paid to wealth and mere personal charms, is a true north-east blast that blights the tender blossoms of affection and virtue.”[8](譯:「結果,對財富及純粹個人魅力所給予的尊重真的如東北的疾風一樣,摧殘愛慕與德行這脆弱的果實。」)

男人所定下的標準令社會對物質崇拜並把男女感情商業化,但卻漸漸踐踏與毀滅真實的愛。

“Men are not aware of the misery they cause and the vicious weakness they cherish by only inciting women to render themselves pleasing; they do not consider that they thus mak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duties clash by sacrificing the comfort and respectability of a woman’s life to voluptuous notions of beauty when in nature they all harmonize.”【9】(譯:「男人意識不到當他們煽動女人只需令自己合[男人的]意時,他們[同時]導致[男人的]不幸及他們珍重的那些邪惡的缺憾;他們沒有考慮到,當女人犧牲生活的安逸與體面來達到此等色慾的概念時,[正正]使原該天然地協調的自然與人造的本份互相衝突。」)

她再補充,

“Women are, in common with men, rendered weak and luxurious by the relaxing pleasures which wealth procures; but added to this they are made slaves to their persons , and must render them alluring that man may lend them his reason to guide their tottering steps aright. Or should they be ambitious, they must govern their tyrants by sinister tricks, for without rights there cannot be any incumbent duties.”【10】(譯:「與男人一樣,財富產生的逸樂使女人脆弱及奢侈;但不同的是,她們是人們的奴隸,並需要令自己變得誘人以換取男人對他們蹣跚的步伐作出正確的指引。若她們雄心勃勃,便需要以陰險的詭計征服她們的暴君,因為沒有權利便不存在現行的義務。」)

她最後說,

“How much more respectable is the woman who earns her own bread by fulfilling any duty, than the most accomplished beauty!”【11】(譯:「一個以履行義務來自給自足的女人,是比美得最有成就的女人更何其值得尊敬!」)

她指的義務並不單純是女人主內這概念。她不反對女人有義務當一個母親,但她指的義務,是女人與男人一樣,同樣有權利與責任於國家(state)內被代表,以參與國家的事務。加上正正因為女人照顧小童,她們更不應單純以美色達到目的,而更應受到教育及擁有自給自足的能力。一個有知識與理性的女人更能對小孩作良好的教育,為國家培育良好公民;一個能夠自給自足的女人才有權利,也方能有作為公民的義務。【12】

現代的父權制度霸權以兩性色情商業化作開端。此等新自由主義產物的背後是啟蒙時期前的教條歐洲傳承下來的父權遺風,並與白人優越主義不可分割。正如白人霸權孕育出黑人民權一樣,父權霸權衍生出女權主義。女權並非要女人比男人更多優勢甚至取代男人,那是母權,而母權與女權的分別上面已經提及。女權就像Santa Rosa與Sor Juana一樣,首先移除父權制度內對女人的刻板印象及限制,隨後尋求推翻整個制度,達到此目標後男人從父權解放也距之不遠。真正女權主義尋求的不是單純的equality(相等),是equity(平等)。社會不應是父權或母權,因為兩種制度皆以gender作前設;我們應該追求一個沒有單向的性別依靠(gender dependence)但同時不忽略兩性科學上的互相依賴(sexual interdependence)的制度。

 

參考文獻
【1】-【5】:Katz, J. (2006). The Invention of Heterosexuality.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ce and inequality: Race, class, gender, and sexuality (p. 69). Boston: McGraw-Hill.

【6】:Jaco, W. Hafermann, H. Grant, A. (2011). Words I Never Said [Fiasco, Lupe].
Lasers. USA: Atlantic. (2010)

【7】-【12】:Wollstonecraft, M. (1995).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In The Portable Enlightenment Reader (pp. 618-628). Penguin Classics.

圖片來源 : Anita Steckel, New York Landscape (Woman pressing fingerdown), c.1970-1980S, ilkscreen print, oil paint and collage on canvas, 64 x 100inches, Anita Steckel Estate/Suzanne Geiss, 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