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是清朝的張廷玉等奉命編撰,由多位明朝時的東林黨文化人參與,記載明朝二百多年的歷史。東林黨是在明朝時期的江東第一大黨,代表著江南商家的官僚系統及文化界代表,他們自號朝廷的衛道之士,組織古代版的文化監暴以一貫雙重標準來批鬥東林黨以外的黨派,實際他們很多時候私怨行先,導致明及南明的覆亡,滿清南下時這些東林黨大部份立即投降,積極參與《明史》的編修,對於東林黨不利的史料大量刪除,將過往政敵大量抹黑,這是很多現代歷史研究者認為《明史》可信性不高的原因。

《明史》奸臣傳謂馬士英「為人貪鄙無遠略,復引用大鋮,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於亡」。馬士英於萬曆年間當進士,又於崇禎年間被太監王坤賄賂朝貴被閒置在南京。這裡個人要為馬士英說句公道話,作為歷史上對員工最刻薄的老闆大明,基本上以公款進行賄賂已成官場常態,崇禎年間下令兵部尚書傅宗龍下獄,但他去到刑部監獄門外卻不得而入,因為每一重門關的守衛都需要收買路錢才得入,傅宗龍還沒入獄單是過門已經無餘錢,需要喚人回家拿錢才能正常入獄。

馬士英當時動用了南京庫房六千兩,被太監王坤檢舉罷免官職,但當時朝廷的官員是一致為馬士英喊冤抱不平,因為根據官場規則,新上任巡府是必須立即向京官各部門送禮金,金額是按照職位及地區而定,通常新上任的官員一時間未必有如此多禮金,所以也會先在庫房內預支,等上任久後得到額外收入再償還於庫內。明朝有如此腐朽,實際是明朝皇帝自己種下的惡果,當年宋朝是待遇最好的國家,縱使蒙古南下征宋,宋帝南逃但群眾仍對他不離不棄,在皇帝投海一刻,超過十萬官員寧殉國而不降,但南明弘光朝滅亡時,願意為南明殉國的只有十二人,兩者形成強烈對比。

在南京罷官期間的馬士英結識上也是因「逆案」罷官的阮大鋮,當時阮大鋮為復職一直大洗金錢給予復社及東林黨,金額達二十萬兩白銀,最終雖然未能復職,卻推薦馬士英復職。而馬士英也不負眾望,他復職時被任命討伐叛亂的保定總兵劉超成功。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處於南京第二首都官員商量皇帝的繼續者。當時南京最有份量的史可法及馬士英,因為二人都是手握兵權的文臣,他們二人決定舉足輕重。

東林黨因為私怨問題一直反對擁立福王,而支持擁立和福王一樣垃圾的潞王,那時候馬士英與東林黨還沒存在私怨,所以也支持東林黨的建議擁立潞王,但東林黨以外的派別則以血統論支持福王,作為行中間路線的史可法,居然推翻之前支持潞王的決定,走第三條路線往廣西迎立桂王。這下子他得罪了福王及潞王二人,造成他日後被排除權力核心的主因。(其後史可法這種無主見及想左右逄源的性格是加速南明滅亡的原因之一)。

這時福王身邊的親信盧九德乘史可法不在南京,在馬士英不知情的情況下重金行賂他屬下三位總兵黃德功、劉良佐、高傑。那時明朝已無制度可言,文臣又如何節制擁有兵權的武將,最終幾位總兵威脅馬士英擁立福王,馬士英亦無奈轉支持福王。最可笑是本來堅持擁立潞王的東林黨,知道幾位總兵的意向,也轉支持福王,最可憐是史可法被盟友、黨友出賣,弄到兩面不是人。

馬士英為報答當年阮大鋮的恩情,所以向弘光帝(福王)推薦阮大鋮,這也是東林黨及《明史》評擊馬士英最嚴重的地方,用人不明這責任馬士英是推卸不掉,不過他往後是明確表達過後悔與阮大鋮共事。再說東林黨中不少人也是與而阮大鋮相善,包括范景文、史可法等人,東林黨、復社也收過阮大鋮的金錢利益,雙方關係非淺,馬士英與阮大鋮相善就是「閹黨」作惡,自己東林黨與阮大鋮相善就直接無視隻字不提,完美演繹何謂公係我贏字係你輸。當然推薦阮大鋮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在弘光帝登基後,馬士英進入內閣之位,東林黨因看不起他而時常用東林監暴模式來人生攻擊他,這導致馬士英要任用非東林黨派系建立班子。

弘光朝滅亡,南京城陷時,東林黨領袖錢謙益的愛妾曾勸他當一個「南明十死士」,他在勸告下曾經想下水自沉,誰知道水剛沾到鞋子時,他便掉頭而回邊行邊說:「湖水太冷不好死…」同今天香港民主黨穿救生衣跳海、行山會有恐懼或有壓力要退出又閃電復出的偽君子異曲同工。被東林黨定為奸臣的馬士英卻沒有投降,反而擁立潞王穩定局勢,只是潞王卻沒有抵抗意志向滿清投降,馬士英仍不死心想投靠唐王、魯王被拒,唯有自己聯合方國安等將領,出兵杭州光復南朝領土,最終失敗遭僕人出賣被俘剝皮示眾。

馬士英在南明弘光帝時期,雖然平庸無所作為,但他最起碼是生是明臣死是明鬼,怎樣說也絕不可能列入奸臣傳之列。我們可以看看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對於馬士英的評價作參考,黃端伯在南京失陷後是少數拒絕投降的明臣,清豫親王多鐸好奇親自接見他。

多鐸問他:「馬士英何人也?」
黃端伯:「馬士英忠臣。」
多鐸:「馬士英仍大奸臣,何得為忠?」
黃端伯:「南京失陷馬士英不降,擁太后入浙江當為忠臣,相反已剃髮易服的趙之龍、錢謙益等人才是不忠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