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論語》<泰伯>)顯然地,孔子不了解香港的實情。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就是其中一個失敗的例子。昔日唐君毅只有學士學位,亦可在大學取得教席,成為名儒、哲學大師;今日就算你有碩士和博士的學歷,想在香港從事人文或社會科學研究,由於教資會對各大專院校的文學院、社會科學院這些「不賺錢」的科目撥款不足,你根本難以取得教席。若你僥倖取得了教席,當上一個大學兼職或全職講師,你自然會很緊張竹你的教席,因為香港學者的出路甚窄,你若丟失了教席,就很難在香港另謀高就。

今時今日在香港要當一個「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可是非常困難,因為你只要不小心說了真話,得罪了權貴,你就會失業。

近日香港學術界發生了兩件嚴重干預學術自由的事件,分別是陳雲根教授因個人政治這論而被嶺大拒絕續約(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4-13-2016/29934 ),以及理大校董劉炳章在校董會討論中批評鄭松泰博士個人政治言論「激進」和「暴力」,要求校方重新儉視其教席。兩位學者皆為本土派的代表人物,而兩者的生計之所以受到威脅,只是因為彼等質直好義,公開說真話,關心香港的社會公義。兩人所受的打壓已經對於香港的學者以及我這些研究生產生寒蟬效應。

即使你有獎學金、助學金去出國讀碩士和博士,讀書期間沉重的生活費開支仍是一股財政壓力;因此研究生畢業前就會急於求職,希望找到一份講師、導師的合約,或者起碼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的職位,來償還債務。尤其在香港學術研究的出路很窄,很多行將就木的老教授依然霸佔著教席不肯退休,教席的競爭就更激烈。問題在於學者的本分就是說真話;特別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者必須就人類與社會之事情說真話,否則有違學者的倫理。偏偏沒有民意授權的港共政權就是討厭真話,容不下異見,於是就找了兩個本土派學者出來「祭旗」,以殺雞儆猴。

曾經有家人多次對我說,我若再寫政治評論的文章,將來即使取得博士學位也很難在香港找工作,不如去英國教書就算了。當然,英國沒有鮮魚,菜心很貴,奶茶很貴,食物很難吃,是一個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若所有在政治上略有點主見的學者都因為怕受打壓而離開香港,那香港的前路就更加暗淡,因為為香港發聲的本土學者本來已經不多。你不回來香港,港共政權就會由中國大陸輸入黨的學者,教黨的文學、黨的歷史和黨的哲學。

學者必須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能夠自由的按其學術理論和個人信念,就社會議題發表意見,推動社會改革和發展。經上記著說,「通達者以為明晰、有識者以為正直」(箴言8:9,深文理和合本)。大學的學者同時亦是教師,更有責任向學生傳道、授業和解惑。上帝「所賜者、有使徒、先知、宣道者、及牧師、教師」;教師若其身不正,不敢暢所欲言,則難以培育學生的成長。即使將來香港建國,又有劉兆佳、雷鼎鳴之類的土共學者胡言亂語,或是陳健民、戴耀庭之流的左膠學者大放厥詞,政府總不可以以言入罪,因為其言語不順耳,就用小動作終止其教席,以生計威脅其言論自由。即使土共和左膠亦有其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只要彼等不是組織共產主義武裝組織危害他人的人身安全,其言行亦不應受到禁止。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認罪悔改。2012年我曾經因為不滿陳雲根教授的言論,而參與了左膠在facebook發動的一人一信到嶺南大學投訴陳雲的行動(結果好像是忘了寫信,不了了之)。後來發生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發表「香港人是狗」論,有人在網上要求北大解僱孔慶東,我也表示支持。然而,經過多年的哲學思考,當我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有深入的反省以後,才明白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優先於個人的道德判斷。今日你可以說這學者的言行明顯違反了社會所謂的「道德底線」,但你不能因此而批鬥他,使他失去教職,因為先例一開,任何學者說了社會上一部分人不中聽的說話,都可能因而失去教席。如果能夠再次選擇,我不會再支持當年左膠投訴陳雲的行動,甚至也會反對香港人就孔慶東的言論向北大投訴。就是這個學者在說假話,或是說了些歪理,這是他個人的問題,他的言行如何不合道德,應由上帝來作最後的審判,而非由社會以批鬥的方式去作出剝奪教席的懲罰。為了香港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我等必須就陳雲與鄭松泰當前的遭遇而發聲;這不是為了本土派的利益而抗爭,而是為了香港所有學者的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反抗。

主後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