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翻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不得不讚嘆,經典名著歷久而不衰。最近台灣的死刑存廢爭議,還有香港的民族論爭辯,當中都有可參考的章節。

「對罪犯處以死刑,也可以用大致同樣的觀點來觀察:正是為了不至於成為兇手的犧牲品,所以人們才同意,假如自己做了兇手的話,自己也得死。」站在公意支持死刑時,盧梭認為殺人填命可以是一種社會契約。

至於那些畜意破壞社會契約的人,盧梭是這樣描述「對罪犯處以死刑,這與其說是把他當作公民,不如說是把他當作敵人。起訴和判決就是他已經破壞了社會條約的證明和宣告,因此他就不再是國家的成員……應當他作公約的破壞者而流放出境,或者是當作一個公共敵人而處以死刑。」

不過,盧梭說完這些「公論」之後,在他個人而言,他卻不全然是支持死刑:「決不會有任何一個惡人,是我們在任何事情上都無法使之為善的。我們沒有權利把人處死,那怕僅僅是以儆效尤,除非對於那些如果保存下來便不能沒有危險的人。」

盧梭雖沒有明言,但相信他是知道死刑起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死刑應以功利出發,就是那罪犯的存活是否必然會危害社會。

而到了現在,懲教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北歐諸國厚待罪犯,以獎勵導人向善;當然亦有鐵腕統治的惡獄吏,包括執行死刑,私刑等等。以盧梭的看法,他相信我們能使惡人向善,也就是說監獄要想辦法令惡人改過自新,所以懲教的意味就是既要懲罰,也要教化,最終讓罪犯重新做人。

站在一個信仰民主的立場,我們不能否定人可以教化,否則民主之說也會失去立足之處,民主制度就是需要一群受到教化,有良好品德的公民的理性判斷去維持,由這班公民為主流產生公意,才是信仰民主之人所追求的。如果否定教化作用,那豈不是與民主社會的願景自相矛盾嗎?

當然,這個世界上,總有些是無法教化,但這個無法教化的判定是需要極其嚴謹和科學的考證,否則隨意宣稱某人是無法教化極其危險,就了結其生命,這將令民主陷入民粹的惡夢。

最後要提醒一下,以上的討論建基擁有真正民主制度的社會,並不適用於目前香港,但作為未來香港國的公民,我們也要深思這問題。將來建國時,就要處理賣港賊是處決還是流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