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結束了一場苦悶的戰爭歲月後,當年的台灣島人幻想那片古老的大陸可以為他們帶來救贖,他們的妄想不但為自己迎來地獄,也連累子孫至今仍不能超生。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緊接而來的三月屠殺,大大的震撼了台人,讓他們對國民黨「祖國」的幻想最終破滅, 萌生獨立建國的念頭。但國民祖國未去,對共產新祖國的幻想又來。,就連戰後台灣獨立革命的先驅史明,也一度對紅色中國產生嚮往。對國民黨國的反抗,就這樣與共產祖國的呼喚糾纏不清。

戰後,舊台共出身的蔡孝乾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返回台灣島,組織了被稱地下黨的省工委會。在二二八事件的打擊下,省工委會反而急速發展,到了1949年,已有了下轄「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作委員會」、「台灣學生工委會」三個全台的工作委員會、17個市區工作委員會、205個支部、10個武裝基地,成為遍布社會各階層、組織規模最龐大的群眾組織。

隨著在中國戰事的潰敗,中華民國政權在恐共與反共的氛圍下發布了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等法。白色恐怖的主要肅清對象,就是左傾與共黨人士 。

隸屬於省工委會底下的基隆市工作委員會,以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為主要負責人,在有「台灣第一才子」之稱的作家呂若赫與與文學家藍明谷的協力下,發行其機關報《光明報》,批判國民黨國的腐敗統治以及宣傳社會主義思想,但在保密局嚴密的監控下,光明報案與基隆工委會案相繼爆發,主要負責光明報發行的鍾浩東以及多名校內職員分別遭到逮捕並槍決,最後在最高負責人蔡孝乾被捕與變節下,省工委會大量的組織與人員曝光而被陸續被破獲,展開了雷厲風行的反共掃蕩,省工委會因而逐漸瓦解。

風聲鶴唳之中,遭逮捕與槍決的不僅僅是共黨組織中人,許許多多未曾參與其事的台灣島人,也同樣的被逮捕、關押、刑求、或者魂斷於馬場町,造成的傷害不僅是被逮捕的當事人,也牽連了其家人以及後代。

回顧這場夾雜在兩個祖國之間所產生的血腥悲劇,可以發現當時思想左傾的台島青年的反抗可以追溯到日本時代台灣人在來往於「祖國」與台灣島之間尋求受殖民壓迫而產生的反抗意識當中,而串起這個跨界的依據則是本著漢民族/中華民族的祖國認同上,因而產生了寄望於得到其心中所認知的「祖國」的救贖。

早在1915年大規模反日的噍吧哖事件,余清芳與羅俊等人便謠傳了中國軍隊將會一同響應他們的革命。而在1920年代後期,將民族獨立與「祖國」連結成為反抗運動的主流。1939年,台灣獨立革命黨的李友邦到了中國宣傳,就說「臺灣人要自由獨立,也正如中國爭取民族解放一樣」,並組織了台灣義勇隊的抗日武裝團體。他們的行動,雖然與當時其他東亞殖民地,如韓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游擊隊的反抗,但與同樣身為殖民地相比,其他國家的人乾淨地追求獨立,台灣獨立革命黨的訴求卻是為:

「團結台灣民族,驅除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治,而返歸祖國,以共同建立三民主義之新國家」

民族獨立只是為了脫離日本,復歸「祖國」共創新國家。武裝革命如此,自治運動更沒有例外 。如自治派的領袖林獻堂在1936年曾到華南去考察,回到台灣島上表示「此番歸來祖國視察」。在戰後,林更是熱烈的歡迎其期盼已久的「祖國」到來。

結局我們很清楚:國民黨「祖國」來了,但等待他們的卻不是其所期盼的救贖,而是無盡的悲劇,不是成為了「祖國」的槍下亡魂,就是遠走自己所熱愛的故土客死異鄉。於是對於「祖國」的渴望轉而寄望於紅色新中國身上。而在共產祖國的期待幻滅後,繼而興起的就是追求民主的華人祖國。

以所謂「兩岸三(四)地」的華人共同體,共同追求民主的姿態捲土重來。「自由民主的中國」這個海市蜃樓,在香港,製造了民主回歸的悲劇,在今日台灣,則誘使台人再度對於中國的內部的革命進程產生憧憬,甚至將自身的獨立與自主與其掛鉤,從所謂知中的學者,到蔡英文被時代雜誌定位為華人民主代表,都可見華人祖國的陰影籠罩在台灣島上。

歷史在跟我們說:「祖國」的遐想殺死過很多人,尤其是嚮往獨立的人,它會偽裝與潛伏,但絕不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