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跟CP認識了近十年,初相識時他還剛出學堂做老散。第一次見面是朋友的聚會,那次我問了他很多關於本地黑社會及警方對示威行動部署的事。

之後我們也會偶爾聯絡,有次他向我分享打犯的哲學。話說,有次他與伙計查人身份證,但由於該人士態度囂張,結果被帶返警署協助調查。在警車上,他及伙計當然好好教訓該名寸咀友。然而,難道不怕被投訴打犯嗎?「以前打犯就話驚有傷痕,要隔住本電話簿打,宜家佢話要去驗傷咪告佢襲警囉。」CP再向我解釋:「點解一定要告佢襲警?大佬,我唔話佢襲警,又點解釋佢身上嘅傷痕先?」

佔中之後,我跟他很少談政治,因為我怕他是深藍。不過飲了幾杯啤酒後,他主動談到佔中。「我都唔明點解放完催淚彈後,成個行動冇follow up。畀啲示威者走咗又返嚟,咁不如唔好放啦。」跟他談到朱經緯的以警棍作為「手臂延伸」一事,CP指「佢應該諗咗好耐」。

我又問他的伙計是否很討厭示威者,「有啲真係好憎,所以有時佢哋可以借機濕X班示威者,真係好開心,攞正牌打,又有老闆照,仲有OT計,邊到搵?」CP還說有些反黑在差館半說笑地問老闆:「要唔要我call班阿哥嚟清咗個場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