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主權何去何從⋯⋯是沒有定案[的]⋯⋯我反對過分執著於其中一種主權主張而排斥其他主張。政治主權上的論述,只有工具價值。保護香港文化自我,確認『我是香港人而非中國人』之身份認同,才是終極的目標」
節錄至即將出版的《香港文化論》

華夏城邦論支持者祓蕪在其文章「那些站在《城邦論》兩端的人」(http://polymerhk.com/articles/2016/01/21/26848/ )狠批百越論與《民族論》各走極端;前者訴諸血統論,力證粵人非漢人子孫而是百越子孫(「源流立論」),後者則「美式公民民族主義」建構香港人的「共同價值與命運共同體」,使香港人成為香港民族(「演化立論」)。祓蕪認為兩者的通病在於「去華夏」,無視「歷史實據」;前者訴諸遠古的百越種族,後者訴諸於現代的香港民族。祓蕪假設了只有「華夏文化觀」才具有「歷史實據」,並且可以填補這片空白,而這兩點假設其實都沒有很強的歷史哲學基礎。

於是聚言時報的其中一位編輯維尼就寫了<本土解殖之路是開闊的,君子之爭,優勝劣敗。
>(http://polymerhk.com/articles/2016/01/21/26851/ ),對祓蕪這種華夏至上的思想表示不認同,稱「我亦是主張及支持城邦論,但我不會敵視公民民族論,也不會將城邦論的華夏觀推向極致。」並且還提及在我撰文之前開名聲討人渣何志光,指出「何志光等人反華夏高舉大漢,根本是無論述基礎,單純為了反陳雲而攻擊華夏及城邦論。」這正是我舊文<勿讓本土政治凌駕本土學術>(http://polymerhk.com/articles/2015/09/22/21784/ )對何志光所作之批評。我對華夏論有很多非常學究的批評,但這些批評都只限於學術上,而不像何志光喜歡對陳雲甚至所有他攻擊的本土派的批評那般,把私怨、個人道德立場、政治立場、學術基礎等全部混為一談。而我已經多次強調,我走的是勞思光的路線,既不是傳統主義者,也不是反傳統主義者;基於對文化的學術興趣,我還是對華夏文化尊重的,我反對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部分內容之餘,對儒家和佛教哲學也是有認真理解的 ,這也是為何我致力發展基督宗教的華夏敬祖禮文,而我仍然在面書上與部分城邦派人士友好。

說了太多廢話。本文的正題不是批評何志光(以後我會再撰文,反正他說了不會開我名反擊,我就更放心的去批評他),而是想指出「開放的本土論述」之重要性,也正是《香港文化論》的最終目標。無可否認,其實本土派是有為數不少論述的,只是相當散亂,大多是以零散的文章或網台節目集合而成;能夠成書的並不多,只有城邦派的《香港城邦論》、《遺民論》和《香港城邦論II》,香港民族主義者的《香港民族論》,以及歸英派的《論歸英》。但最大的問題是在於大家都過分執著於其中一種政治主權主張(排除私怨問題)而排斥其他主張。

無論是歸英、港獨、自治或是城邦建國,三者都只是在談香港政治主權。華夏城邦論當然有很深入的文化論述,但過分高舉華夏而排他。相對來說,《民族論》是比較包容,可以應用在港獨、自治或者歸英,不過《民族論》採用不一定具有價值系統的「民族」而非具有價值系統的「文化」作為核心,自然欠缺系統性(這點很難在此處清楚解釋,我會在《香港文化論》詳述)。然而,我認為對於「香港文化」的理解,應該保留一種開放性;本土派可以對香港文化的詮釋有所差異,然而,大家既然都肯定「香港文化」存在,並且值得保護,這就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對話基礎與平台,讓各種理論百花齊放。

我所說的「開放」,是指要承認大家有各自詮釋的空間,而不是叫你包容所有不同意見者。我當然知道我的性格是非常排他的;但在學術上批評其他本土派理論的時候,大家應當緊記,文化是開放詮釋的。大家之間的理論矛盾不一定是由於其中一方絕對錯誤,而可能是大家的前設不同,角度不同,導致出現對立的理論。

祓蕪對香港歷史的詮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認定了「華夏文化觀」具有「歷史實據」並且只有「華夏文化觀」才可「解釋香港歷史發展」。歷史哲學告訴我等這種詮釋態度是有問題。即使存在一件絕對客觀的「歷史實據」,不同人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詮釋。舉個例子,「1279年南宋正式滅亡」,這是一個歷史事實,但對這事實有何理解,並不是單單取決於事實本身;各人可以對此事有不同理解。華夏論者視之為華夏文化之沒落,背後預設了對華夏文化之感情投入;然而,對蒙古人來說,元朝滅南宋,建立史無前例的蒙古大帝國,是蒙古人史上最光榮的日子。歷史哲學家W.H. Walsh列出多個造成同一歷史事件出現不一致甚至矛盾的詮釋之因素,包括:個人偏見、群體偏見,以及歷史詮釋理論之衝突,等等。

考慮到對香港歷史詮釋的開放性,本土派理論在處理香港歷史時就很容易出現各種互相不一致甚至矛盾的主張。重視華夏,就看到華夏;重視百越,就看到百越;重視民族,就看到民族。沒有人能夠建構出一個「整體的歷史」,因為大家都是由自己的角度出發看待歷史,永遠只能看到歷史的一部分。不過,各理論之間依然可以互相比較合理性,包括其前設是否能夠被接受,其前設是否過多,其理論能解釋多少「歷史事實」,其理論內部是否邏輯一致,等等。因此對話依然是有意義的,因為大家都是共享同一套理性,即使前設不同,理論不同,依然有能力互相檢視對方理論的合理性。

保留開放性,檢視合理性,讓本土派理論由惡性的對立變成良性的競爭,才是本土派應該走的方向,而非只是停留於政治主權出路之爭,更不能像何志光一樣,只停留在個人感情和政治利益的層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