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末年光緒年間,為了進行西化改革,滿清投資創辦數間專門培養洋務人才的學校,當中以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最為享譽盛名,經費充足、師資優良、設備齊全,而畢業可進身社會上流之列,與港英時期的港大相似。雖然校內學生崇尚西方自由、平等思潮,只是因部份教師及校長皆由滿清直接委任,他們本無教育經驗,卻因忠於朝廷而被委任監控校園運作。

當時校長汪鳳藻上任後既收緊學生的言論自由,也禁止部份提倡自由、共和之刊物,例如《新民叢報》等等,引發管理層與學生關係緊張起來及積起怨憤,而後來因為「空墨水瓶事件」導致學生發起學運罷課罷學。當時國文科教師郭鎮瀛無才無德,活像現代一群垃圾警畜買學位坐上一個他們不適合的位置一樣,執起教鞭的他早就令學生不滿,後來他在課室發現一個空墨水瓶,覺得是學生嘲諷他腹無半點墨,便與校長開除三名思想較前進的學生學籍,郭鎮瀛的第五班學生立即嘩然,以罷課聲援被開除學生,最終也全被開除,其他班別學生有感到校方不公義,集體退學達過百人,引起當時社會震動,而當時還擔任南洋公學的教師蔡元培亦不戀棧教職,辭工與學生共同進退,因事件過於轟動校長汪鳳藻被迫辭職。

學生退學後自組成立「愛國學社」,組織架構有點類似今天的學聯組織,但滿清的「學聯」立場較勇武、本土、獨立、建國、法西斯,既也不會築人鍵或提倡建設民主滿清。因受南洋公學退學事件影響,也發生了清俄秘密協議曝光,各省公學也發生學運響應,罷課退學成為風潮。學生組織最終決定以激嬲及唔俾面阿爺滿清及在社會深耕细作為行動目標,當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與傳媒結合,而上海五大報紙之一的《蘇報》便是合作機構之一。

《蘇報》原本是以報導上海風化案取得分數的報章,後來有滿清退休官員新老闆入股,風格逐漸以論政為主,立場是支持建設民主滿清(即是康有為的滿清特色君主立憲制),後來因時局的變遷,建設民主滿清自認自己是滿清人已不合時宜,《蘇報》立場也變為支持革命獨立建國,如果換作現在的香港,應該會被某姓黃的村長點名批評,只是時局瞬息萬變,昨日的立場不等於今天局勢也適用,不少推翻滿清的革命份子,當初也是支持建設民主滿清,難道會因為昨昔他們的立場來否決他們今天立場的真誠?

當時學社組織成員不斷在《蘇報》發表激烈革命言論,逐漸引起社會關注,其中一篇社論文章《敬告守舊諸君》提出「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公開提倡革命建國,只是也有反對者質疑,這班本土派沒有軍火,如何革命建國,只是《蘇報》仍堅持這條艱難而又危險的立場,終於在章士釗及鄒容加盟成為主筆後,將《蘇報》推向高峰。一篇《殺人主義》:「今殺人主義即復仇主義,公等其念之……殺盡胡兒才罷手……不斬樓蘭死不休……」全文提倡以暴易暴,殺盡滿清人,重奪本土漢人文明等等,真是很法西斯,不過這麼法西斯的人卻在民國成立時,被孫中山追封為「陸軍大將軍之一」

由於《蘇報》一直在玩命,滿清一直想將他們除之而後快,只是《蘇報》處於上海法租界,滿清末年比今天的中共更會遵守法律及國際遊戲規則,所以不敢將他們被自首回滿清管轄範圍,一直透過外交途徑將《蘇報》提出起訴,最終《蘇報》被查封,章士釗及鄒容等人也成為拘捕對象,本來鄒容因不受傷不被捕宗旨逃離現場,後來章士釗卻透過第三者寫信給鄒容自首,以獲得道德光環,最終自首的鄒容死於獄中。值得一提是當時學運時期,馮鏡如等人組織「中國四民總會」邀請蔡元培及學運學生共同成立一個大台泛聯盟組織,誰知道馮鏡如及康有為等人在組織內欲騎劫學生力量,提倡建設民主滿清(即七月九日請西太后歸政於光緒),立即與組織內本土派決裂,雙方從此結下私怨,各自發表文章互相攻擊,與今天社運界無異。

南洋公學罷課罷學是中國近代首次學運,也是因近來港大罷課有感而發,現在社運界正面臨兩難,不行動會被對家批評,用過往模式行動結果又不言而喻,某些人批評港大退聯在李國章事件上沒有任何作為大造文章,到港大組織罷課,因聲勢不如理想又批評皆因退聯而導致成效不佳。對於這些沒有邏輯可言的言論實在感到不滿,第一各院校假如要同心協力合作,有沒有一個學聯一樣也可以合作,第二何以見得港大沒退聯便可促使罷課俱備影響力。我只想問一句,縱使沒發生退聯事件,難道聲勢可以超越上次雨傘革命效果?兩傘革命有沒有令任何一個政府官員下台?其實香港大部份參與過雨傘革命的人都心知肚明,當初最好一鼓作氣的機會已經不復見,如此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都無功而返,走回頭路的遊行、靜坐、罷課可以動搖政府或再次令社會動容?南洋公學事件反映抗爭行動只可以遂步升級,不可走回頭路,必須要用最極端或創新方式才可吸引大眾注目,本土派其實應集結只針對一個議題,寧願花一個長時間來計劃及部署務求行動達致最大效果,總比倉卒行動消耗士氣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