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第一次接觸陶傑,是小學時媽媽給我看他在明報的專欄。那時只覺他的文筆辛辣,專以諷刺中國文化為樂,後來慢慢放下,沒再注意他。

後來,在中學同學的影響下,重新留意陶傑,開始收聽其商台節目《光明頂》。當然,在節目中他也繼續展現自己過人邏輯、見識與學養,也不時加入尖酸惹笑的評論,令節目生色不少。縱使他有時講的東西未必全對,但以其學貫中西,我在節目中常有意想不到的收獲,例如,我不時從他口中得知有什麼好書值得一看,對我個人發展有所幫助。另外,他對中國文化了解之透澈,是當代少有。其小農DNA論、中國人只有民族口腔期,我認為若非切中事實,也離事實不遠矣。

另外,他的散文功架十足,文字精練,當中我認為他早年作品《泰晤士河畔》最為上乘。可惜,他其後沉迷於嘲諷中西時政、社會問題等,實在有點令人生厭。我不時想,以其才氣,實在不必以寫這些低俗文章維生,大概也是讀者愛看這類文章,才令陶傑對此樂此不疲。除寫低俗文章,最為人垢病就是他欠缺風骨。他以鮮明的反共立場出身,卻又在親中報章上寫專欄,實在有點令人失望。

總體上,我對陶傑是七分敬三分恨,敬是他的學養之高、見識廣博、過人邏輯和風趣幽默。恨的是往往做低格之事,壞其才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