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之政治自由者,各人保其全而安心於表意也。」(孟德斯鳩,《法意》)

「La liberté politique, dans un citoyen, est cette tranquillité d’esprit qui provient de l’opinion que chacun a de sa sûreté[1]」(Montesquieu, L’Esprit des Lois 11.6)

然而,香港人已經失去了「安心於表意」之政治自由。出售中共「禁書」的銅鑼灣書局股東及職員接連失蹤,當中最近失蹤的李波更是在香港被來歷不明的人強行帶到深圳,使香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或謂「與我無關」,我乃是無名小卒,中共豈會對付我?相反,正正是因為你不夠出名,你的風險才是更大。

2016年是立法會選舉年,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在香港目前的氣氛下,中共不會對所有有機會參選,或者擁有相當大號召力為人助選的「反對派」(包括了飯民和本土派)知名人物,親自動手,作出綁架這類行為,因為這樣做必然只會為「反對派」爭取更多同情票。再說,要對付這些知名人物,單靠香港政府以法律手段作出政治檢控已經足夠,而且成本低很多;甚至真的要搞恐嚇、毆打的話,中共去找黑社會流氓即可,無須自己出手。所以,在這意義下,黃毓民、黃洋達和陳雲是最安全的;因為即使彼等被香港警察傳召往警署「協助調查」,也已經足以引發一場包圍警署的示威,而示威背後展示出來的政治動員力,以及吸引過來的傳媒關注,最終只會對本土派選情有利。

或許我等換個角度想想這問題。銅鑼灣書店接連發生負責人失蹤事件之前,其實有多少人聽過李波、桂民海、呂波、林榮基和張志平這些名字呢?甚至根本很多人連銅鑼灣書店也沒有聽過,只知道銅鑼灣有一間誠品書店(這是我和我女友常到之處)。彼等只不過是一個寂寂無名的普通人。彼等背後似乎也不直接屬於同一個有實力的政黨、社運或宗教組織。像大紀元、新唐人電視、壹傳媒集團這些得到美國支持的媒體,由於後台和人際網絡強大,當然不會有如此遭遇,因此你不可能看見肥佬黎被綁架到深圳協助調查。

問題是,除了快必和腦燒這一類思想能力有問題的人以外,大家應該清楚知道,事實上絕大多數抗爭者、鍵盤戰士之類都不是熱血公民的成員,是完全沒有任何強大的社會網絡去支持的。我可以非常肯定,如果我被失蹤,我的教會連半句說話也不會講,只會說祈禱。寒蟬效應由此而生:「普通人」因為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李波,開始自我審查。

誰最高危?其實是我等,包括我在內。我不算是知名的人物,然而我在輔仁和聚言寫作的文章,看的人也有不少,當中包括黑警,也可能包括中共的國安。而我確實是曾經在監視名單之上;由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幾乎我一到旺角佔領區以及清場後的旺角西洋菜街一帶,就被黑警凝視。我每主日都到旺角某間教堂的,當時每主日也會有架衝鋒車泊在門外監視我。甚至擁有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的我,在去年12月入境澳門時,也被關員截停(彼等說我在「名單上」,但當值的長官說我有澳門身份證,無法拒絕我入境,最後還是放行)。最危險的其實就是這種沒有後台,不算出名,不算最前線,但是又曾被「關注」,曾經在言行上表現出對政權不滿的「知名網民」或抗爭者。

在這標準之下,其實很多聚言時報的作者也有危險的。我暫時不相信我會被綁架,因為我近來也較少討論中共權鬥或是中國教會的問題;不過近日香港治安轉差,要找幾個流氓來毆打我,恐嚇我,是很容易的,而且成本也很低,既不會特別為其他政治團體增加很多政治能量,又不會引起太大的社會反彈(起碼中共是瞧不起香港人的反抗能力;你動一個黃之鋒當然可以激發萬人走過來政總,但你去打一個「蒸魚安」,最多只會引起一場facebook洗版)。

我相信土共大部分都對此綁架之事不太知情,甚至由梁振英今日凝重的神情看起來,我也認為他事前是不知情,現在心裡也是恐懼的。他主動見記者,主動說社會上有人提出李波是被「內地執法人員帶走協助調查」;他竟然不是斷言否定這個可能性,而只是強調這是「不容許」的事情,是違反「一國兩制」。記者再追問下去,他只是說仍在調查當中,不便公開太多。如果在港帶走李波確實是中國的執法人員(一如我等所相信),這事情其實對包括梁振英在內的整個投共、土共陣營都是極為不利的。就算這不是事實,只要有絲毫中國執法人員跨境綁架港人之嫌疑,就會動搖「一國兩制」。對外,這故然嚴重打擊港共政權及保皇黨本來已經低落的威信;然而,對土共內部的打擊更是嚴重,因為此舉完全是動搖這群「愛國愛港」人士本來已經很薄弱的政治信仰基礙,彼等根本是詞窮,無法對外解釋,自己心裡也恐懼(看梁美芬胡言亂語就知道了)。按照常理,為了捍衛自己的「信仰根基」,保皇黨理應團結一致的「堅決否認」國安跨境綁架,將此事說成是私人恩怨之類,但今次彼等沒有。這就是說,彼等真的懷疑並且擔心坊間所言屬實。而梁振英更是鬼拍後尾枕的多次強調「一國兩制不容許」「跨境執法」,更加特顯出他的恐懼:他已經無力去否定國安跨境綁架李波的可能性,只能不斷重覆說一國兩制怎樣怎樣,無法面對事實。

不過,有一點我是想不通的。到底銅鑼灣書店做了甚麼事情,令到中共有人竟然甘願冒上如此大的風險(公然破壞一國兩制,拆毀保皇黨信仰根基,令港人人心惶惶,並且為飯民和本土派在立法會選舉前製造擴大政治能量的機會呢?)?這引伸另一個問題:到底是誰下的決定?我相信大紀元的人一定說是「江派」幹的,為的是搞亂香港,令習近平和梁振英為難。表面上好像很有道理,因為江派是中共眾多派系中在香港比較有實力的一個(例如中聯辦就是江派的),要串通黑幫綁架一個港人出境,「其實唔難」。甚至可能是「上海仔」這類黑道,為了安全離港而與中共所作的交易。問題是,第一,江派在目前中共權鬥處於下風,真的有時間、心機和能力過來香港搞事嗎?第二,除了打擊一下習、梁的威信以外,江派能夠在這事件上得到甚麼直接好處,而這好處值得江派大費周章去先後綁架五個人?同理,團派、太子黨,以及廣東幫等小派系,也不見得有那麼大的能力去做此事,而做了也不太可能有甚麼很大的利益。於是大家就很容易懷疑是否習近平的人幹的好事。

網上流言滿天飛,說書店計劃出版和發售針對習近平的新書,所以成為了習近平的眼中釘。問題在於,忙於在中國內打貪、權鬥的習近平是否真的有時間打壓一間小小的書店。或許這不是習的意思,而是其部下為了領功而做的;但是,既然習是當權派,為何依然要使用如此高風險的方法?彼等大可以把李波騙到深圳(好像對付姚文田一樣),起碼這沒有直接破壞一國兩制。而且事實上彼等這樣做這會為自己的上司習近平帶來極大的麻煩;現在此事漸漸引起香港甚至國際社會的關注。如果單純為了恐嚇香港人,卻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我覺得習派的人實在太笨。

或許我想不通這個問題也是幸運的,要不然我早就被帶走了。

(p.s.本文寫成之晚上,得悉李太以收到李波信件為由而銷案,不過李波風五人依然沒有回來,事情根本還未解決。)

2016年1月4日

聖伊莉沙白・石頓日St Elizabeth Seton’s Day

[1] Baron de 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Esprit des lois. Livres I à V. Livre 11, Chp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