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立的文章《人類該計較歷史的仇恨嗎?》講歷史上壞人得善終,好人沒好報的事多不勝數,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執行全然的正義,只能盡力防止不公義的出現,與及補償已發生的不義。

我想起電影《竊聽者》,那個萬惡之源—東德文化部長,因為垂涎女演員美色,遂派遣秘密警察監聽她的劇作家男友,欲挖出其叛國證據。女演員不願屈服於其淫威,局長便逼迫她供出劇作家的罪狀,否則封殺她的演藝事業,最後女演員背叛了男友,但在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保護下,罪證被轉移了,女演員在交通意外中悔恨地死在劇作家懷中,而良心警察卻因此被降職,去做拆信件的低級工作。

故事中幾乎每個人都受到傷害,劇作家失去了至愛的女友、異見作家朋友;女演員被逼背叛愛情,失去了性命;良心警察因為援救作家,失去了前途,但唯獨是那位部長,在兩德統一後還是過得好好的,在劇院的歌劇表演中,作家與他相遇,部長還是西裝筆挺出席,看來在新政府還是位高權重。作家問他:「為何不監聽我?」部長才道出事實—他一直蒙在鼓裡。

劇作家知道後,罵了部長一句混蛋,部長聽到後,只是輕蔑地笑了一下。

電影頌揚的是竊聽者保護劇作家的人性光輝,但部長這一幕更令我感觸:邪一直在勝,正一直在敗,有時候正以為終於勝了,但回頭一看,邪卻絲毫無傷。當我們日漸成長,才明白到「正義必勝」只在電視劇集中出現,而且是無線電視的膠劇才有(外國劇集都不玩這一套了)。

在高登討論區時事台,常常會看到「建國後要清算某某某」的帖子,發言的人正正有著鄭立所說的「應報式正義」思想,尋求復仇以慰苦主。但細想一下,某某某在建國後你真的清算得了?他們有社會地位、有經驗、有專業,儘管他們是舐癰吮痔之徒,但在新政權建立後,還是得倚重他們穩定局面,正如在他們還是「殖民菁英」、「高等華人」時,共產黨還是要向他們招手一樣。

這類人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典型例子,叫馮道。

我曾經是「應報式正義」的死忠,寫過文章,談及過以上的「馮道模式」,當時我認為需要讓這些作惡者得到應有懲罰,現在的我卻認為這顯得幼稚了一點,我錯了。

「應報式正義」在歷史常常出現,布爾什維克將沙皇一家屠殺、壽西斯古夫婦被判槍決,在部份當事人心目中都算是正義的體現,而且往往被視為大快人心。但是我們要問一句「然後呢?」俄羅斯法院在2008年為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平反、今日的羅馬尼亞人會覺得對待壽西斯古的方式太殘忍,什麼叫正義?其實會隨時間改變。

反過來說卻較少人說:「建國後要補償受逼害者」,給予受害者補償為核心的「修復式正義」在網鮮有討論的原因,一來是不及「應報式正義」所帶來的即時快感,二來或者如黃子華棟篤笑中所言「個個都話要重判謝霆鋒,但冇人話要輕判個差佬」,大家有種喜歡看到人折墮的心態。

不過,也不是說東方社會就只著重「應報式正義」,像韓國就同時將兩種正義都貫徹,而且平衡得很好。在民主化後既清查特權階級,將兩位前總統送入監獄,然後特赦,算是把過去的結給解了;也向獨裁時期受害者作出賠償及道歉等補救。

曾在他人口中得知,立陶宛巴士對一些人有特別乘車優惠:參與1940-90年對抗蘇聯侵佔行動和參與1991年爭取獨立運動的勇士,還有他們的家屬。這嚴格來說跟「修復式正義」關係不大,卻引發我的聯想:會不會在很多年後,雨傘革命的參與者搭地鐵過海也可以有優惠呢?到時候我該如何找證明說我曾在那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