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向黎巴嫩及巴黎恐襲死難者致哀。

剛剛和朋友講起,我對是次恐襲實在很難過….不光對恐襲本身很難過,對我本人的反應也很難過。前兩天,黎巴嫩受到恐怖襲擊,我當時受到的情緒震撼絕對比不上今天。如果不是最近在讀Taleb的書,而Taleb又來自黎巴嫩,或許我會更無感也未定。

簡直就像生命有不同價值般。

我不喜歡自己的直覺。我也很想做到對所有生命一視同仁,但做不到。

如同許多人所指摘的--這是不是一種偽善?所有的同情心或多或少建立在同理上,法國跟香港一樣是富裕的、治安較好的地區,所以發生恐襲更令人驚恐,彷彿香港明天也會發生恐襲。恐襲中的死難者跟香港人一樣穿著買的而非海外捐贈的衣服,不用擔心明天的早餐,所以他們的死亡也更人傷痛,讓我們本人,或所愛之人的葬體畫面變得清晰起來。

又或許這不只是同理心的問題,而是傳媒說故事的方式。Taleb在《黑天鵝效應》中寫到,在黎巴嫩漫長的內戰中某一個時刻,義大利有個小男孩掉進井裹被困,成為那段時間的頭條。戰火下的黎巴嫩人,或許是剛剛失去祖房的、失去親人的、失去肢體的,也非常關心那個小男孩,小男孩的安危成為他們的家常話題。最後小男孩終於獲救,大家全都鬆了一口氣。內戰仍在繼續。

或許大家對黎巴嫩或中東的「亂」習以為常,以致又一宗恐襲只是統計數字,而發生在巴黎的恐襲則成為一宗事件。

我討厭偽善的自己,雙重標準的自己,無法做到公平待人的自己,但邏緝上的雙重標準可以理性縮減,情感上的雙重標準,卻無論如何也解決不了。